新中国工业遗产国家记忆建构及游客体验研究——以成都东郊记忆为案例

新中国工业遗产是我国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等伟大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以国家工业遗产旅游基地成都“东郊记忆”为例,探讨在工业遗产旅游中游客对国家记忆的体验问题,提出提升游客体验的针对性建议,可以在旅游与遗产的互动中,使国家记忆进入公共领域,真正完成国家化的过程,成为全民共享的工业文化记忆。

数字科技赋能高校图书馆非遗文化记忆建构与伦理反思

数字科技赋能,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非遗保护、展示和永久保存的局限,拓宽了非遗传播途径,为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机遇。文章论述了高校图书馆非遗文化记忆建构的内涵、方式及伦理反思,以期为业界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考,切实推动非遗文化“活”起来、“火”起来。

讲好党史故事:纪录片《绝笔》(信仰篇)的记忆建构与精神感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栏目推出的系列纪录片《绝笔》(信仰篇)以十位革命先烈的文字为引,信仰为媒,对英烈党史进行深度挖掘,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取得了现象级的传播效果。本文认为,该纪录片以信笺史料为抓手,借助纪实影像和数字技术深度还原历史现场,用小故事折射大主题,将历史细节与民族记忆进行融合建构,把党的精神感召折射入观众的视听感受中,传递了革命先烈大无畏的家国情怀,是党史纪录片的又一佳作。

档案文化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文化支撑

档案文化通过档案的形成、管理、利用等活动在社会层面上建构集体记忆,在传承历史、服务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现界定档案文化的内涵、分析其核心要素与特点,系统阐释档案文化通过传承、丰富、强化、修正等方式影响社会记忆建构的作用机制。新时代,要从夯实基础、拓展空间、深化内涵、完善体系等方面加强档案文化建设,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彰显档案的新价值。

“认识”工业记忆建构的信息资源对象

我国工业记忆正随着工业生产设备、场所和工艺的更新面临风险。基于信息资源建构工业记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工业遗产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从而完善现有的保护和开发实践工作,强化文化认同。首先,明确工业记忆的概念;其次,根据文化记忆理论探讨基于信息资源建构工业记忆的意义;最后,根据记忆体制和文化的四层次明确建构所需信息资源对象的类型和内容。

媒介形态演变下我国独立纪录片记忆建构

在这以速度和遗忘为标记的时代中,记忆显得尤为宝贵奢侈。纪录片因其非虚构性,即现实真实性而成为这个时代中重要的记忆呈现媒介。通过独立纪录片研究探索时代记忆,从记忆建构角度研究独立纪录片,无疑充满独创性和挑战性,这不仅是研究视角上的突破创新。

档案与共同体记忆建构(摘编)

档案是共同体的过去媒介化后的记忆文本,是建构共同体记忆的媒介和工具,而档案记忆文本中的信息和情感是建构共同体记忆的重要因素。档案不仅蕴藏了有关共同体过去的信息,同时也储存了共同体过去的情感,通过信息和情感的传递可使共同体成员产生情感的共鸣,唤起共同体共同的情感,促进共同体记忆的建构。共同体记忆是在其成员个体记忆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此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是自下而上地建构记忆的过程.

参与·网络·仓储:记忆实践路径下的数字记忆建构

数字记忆作为一种全新的记忆形态,带来了社会记忆的形态演变和全球范围内记忆的建构与传播。在动态发展的记忆实践路径之下,需要从传播学视野深入探讨未来如何依托数字媒介展开记忆建构的问题。采用社会记忆研究的基本要素结构分析方法,具体阐释了数字记忆主客体及其关系的变化,以及如何经由中介弥合建立统一的数字记忆建构体系。研究表明,主体层面可在“参与传播”语境下进行数字记忆共建,客体层面可通过“数字化迁移”与“网络化连接”实现数字记忆再生产,中介层面可借助“数字人文仓储”构建全新记忆平台。研究为数字时代记忆建构理论的系统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农”短视频传播的记忆建构与情感共鸣

融媒体时代,“三农”短视频唤醒了个人与集体的主观感受、记忆、情绪等。视听媒介对记忆的建构,独特乡土符号构筑的乡土叙事场域,勾起了受众根植于农耕文明下的乡愁记忆,耦合了受众的同感与共鸣。立足本土,挖掘本土物质景观中的个人及集体记忆;立足情感,讲好故事;理性面对商业资本,谨防数字异化,应该成为“三农”类短视频创作获得长久生存的发展之道。

激活·重构·内化:《典籍里的中国》的记忆建构与价值认同

典籍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需要得到传承和传播。电视媒介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类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依托古代典籍,通过视听语言的创新表达,对历史记忆进行多维度的挖掘与激活,运用现代化技术打造沉浸式仪式场域,重构文化记忆,使观众实现情感共振,唤醒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积极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数字人文视域下灾难记忆建构之思考

一、数字人文:灾难记忆建构的新方式(一)灾难记忆之内涵20世纪20年代,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自此学界掀起了一股记忆研究热潮[1]。皮埃尔·诺拉从探讨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出发,创造了“记忆场”这一概念,他认为记忆场是存在于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场域,具有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三个特征[2]。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不断深入,灾难记忆作为社会记忆中重要的类型,对其建构尤为重要。丁华东等[3]将灾难记忆理解为“一定的社会群体围绕特定自然或社会性灾难以各种媒介形式保存、传递、共享的社会框架、历史事实、价值理念与生活经验,包括灾难背景、灾难事实、伤害牺牲、痛苦体验、斗争精神、教训经验等。”

城市记忆建构视域下城建声像档案编研探究

城市建设声像档案针对记忆资源进行的一系列整理、诠释、重构、传播等具体编研实践,有力建构着社会记忆和城市记忆的内在机制。本文通过梳理城市记忆建构理论及其相关实践,分析探究城建声像档案编研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同时,结合城建声像档案编研的类型化实践,探究新发展理念下,城建档案文化建设的创新举措,探讨城建档案文化品牌打造的新路径。

聂耳纪念的空间维度与记忆建构研究

自聂耳不幸逝世以来,聂耳生前的好友、战友、音乐界及其家乡云南,以至整个社会都不断地通过发表纪念文章,建造纪念碑、纪念馆等方式表达着对聂耳的怀念,这些方式共同组成聂耳的纪念空间,文本空间和实体空间最先在各自的场域塑造着聂耳的记忆,后在个人记忆、群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发展过程实现结合,不断形塑着社会对聂耳的记忆。80多年来,文本和实体的纪念空间共同形塑聂耳和国歌的记忆,使其更为清晰、更为深入,成为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道路上的最强音。

央企企业报的集体记忆建构

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稳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中央企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组织,加强关于“企业史”的集体记忆建构有助于央企宣传工作的高效开展。企业报是央企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主要通过“强调企业史‘高光时刻’”“整合个体叙事与记忆框架”“持续且稳定地输出内容”进行集体记忆实践。同时,企业报的集体记忆建构功能在当前媒介环境下面临冲击与挑战,亟需在未来发展中做出有效应对。

人文题材纪录片的社会记忆建构探析——以《人生第二次》为例

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过去全部经验和认识的总和。唤醒社会记忆,人们才能系统地看见过去,谋划未来。社会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将关注焦点放在历经风雨后,普通人与现实生活恒久的对抗与和解。通过镜头将个人记忆上升为社会记忆,获得观众的情感共鸣与认同,进而唤醒部分群体的社会记忆。

音乐纪录片《唱片里的中国》的记忆建构研究

《唱片里的中国》是以唱片这一物质实体为中心,以具有超时空性的音乐和与唱片产业有关的人、事、物为主要内容的音乐纪录片,其通过大量解说词和多方人士口述记忆构成影像的整体叙事,勾勒出中国唱片发展的百年历史。该片采用现实时空和历史时空交织叙事的方式,串联起中国音乐发展的脉络,激活大众的集体记忆,该片既让大众了解到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也帮助大众了解音乐这一项文化活动所具有的时代价值与历史传承意义。

社会记忆视角下档案记忆建构探析

本文从社会记忆视角分析了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功能及其建构特点、权力对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影响等问题,并对全面构筑社会记忆提出了一些浅见。

基于集体记忆建构的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研究

目的以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为切入点,探索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实践的途径,以期有效实现乡村文化的传承与认同。方法以集体记忆概念为理论框架,通过梳理相关原理并结合实际案例,从记忆的地方性、选择性及重塑性等方面分析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对记忆建构的机制影响。总结归纳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立足日常生活、突出设计叙事过程、强调参与主体身体实践的设计途径。结论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包含的内容非常繁复。以乡村的空心化和人口流失为特点的乡村衰落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现象,以乡村空屋公共设施为实践突破,将记忆建构作为理论支撑,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关注乡村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研究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将会产生持续而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从历史记录管理到社会记忆建构——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本质规定性分析

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是推动档案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在丰富社会记忆、提升社会记忆权威性的同时,为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档案馆所承担的信息资源管理责任决定了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的路径的特殊性,即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权威的档案信息资源保障是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首要责任,而独立或与其他社会记忆建构主体合作从事具体社会记忆建构,则是对档案馆社会责任的积极拓展。

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路径遵循

档案馆应积极参与社会记忆建构,以此来提升档案馆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将社会记忆建构界定为档案工作的主体责任,无疑是对档案馆社会责任的拓展。如何科学地把握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本质,直接决定着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路径与形式的选择,进而关系到档案馆所承担的传统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责任的履行。从本质上讲,为社会记忆建构积累和提供相应的档案资源保障,并间接控制社会记忆建构而成,是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具体体现,而且是首要体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档案工作的责任界定为社会历史记录管理与保护,并强调这种管理与保护的“客观”“中立”与“无偏见”性。事实上,这一切都是相对的。档案形成过程的选择性和档案管理过程中的档案价值鉴定已经体现了档案管理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