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剑文化演变特征研究——基于《古今刀剑录》与《名剑记》的文献比较

通过对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和李承勋《名剑记》的文本细读和历史背景分析,考察了两书在内容选择、视角取向等方面的异同,并研析各自的时代语境进行诠释,以此反映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剑文化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古今刀剑录》着重于冶炼技术,反映个人经历;而《名剑记》则侧重记录历史文化,体现士人尚武精神。两书均反映其对应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研究旨在通过古代刀剑文化研究加深对中华文明历史积淀的认识,并激励当代社会传承并创新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从《仪礼》《礼记》看同义动词的历时替换

《仪礼》与《礼记》两部文献,在内容上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距离,可以作为历时比较的语料。通过调查梳理发现,表示“往适”“返回”“站起”“上升”“下降”“穿戴”“结束”“改变”“等待”“佐助”“遇到”义的几组同义动词存在历时替换关系。一方面,对各组词的出现频次进行了统计,展现同义动词的替换情况;另一方面,考察了各组词句法功能的异同情况。同时,对同义词历时替换的机制进行了阐释,认为多义化导致的词义负担加重是原有词被后起词替换的主要原因,这一词汇演变现象可以用“择一原则”来解释,而语言的“喜新厌旧”心理和方言因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仪式表演和公共情感——《礼记·月令》与中国早期的感物经验

在月令图式中,四时物候的更迭是一个程序,诸多文本均具有这样的叙述结构。从四季兴替的自然时间到仪式表演,显示出月令图式影响到社会行为。从祭祀仪式的意义看,感物的发生逻辑在于天时引发阴阳二气之动,促成自然物变,引发人心之感,形成感通互动的境域。在此一语境中,祭祀物色与所处季节直接相关,祭物参与仪式展演,成为意义的生成方式。月令图式是祭祀仪式的根据,这一图式展现出物候、农事和政令的协调。因而,感物与礼制场景直接相关,感物应物候之变,感人循礼制之限。在早期文本中,物不仅是外物,更是祭祀之物;情不仅是私人情感,也是公共情感。通过情实现群体的共鸣,是仪式表演的抒情策略,它最终指向家庭、族群和社会,在更高层面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因此,在礼制背景中,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性,其早期形态并非指向个人情感,而是指向公共情感。

祠堂记与古代文人祠祀的集体认同

古代文人祠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其祠祀动机相较于传统的先贤崇祀更为特殊。士人群体奉祀文人不仅因为他们的文学才能,更出于对文人高尚品格和多舛命途的认可与同情。这些行为和观念在文人祠堂记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祠堂记不仅载录和揭示了文人奉祀的来源及意义,还展现了士人群体如何精心塑造和维护文人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特定集体性意识。可以说,文人祠祀承载了古代社会对文人价值的公共认知,而这些认知在相关祠堂记对奉祀对象文人身份的塑造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凝聚了士人群体对“文人”这一社会形象的集体心理与命运共鸣。此外,一些文学批评的共识也在祠堂记书写中得到体现,这不仅展现了士人群体的文学集体观念,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文人形象的塑造和文人价值的阐释。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研究范围、认识意义与文学价值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是丝绸之路西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西行文献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珍贵资料,由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两部分组成。其中,出土文献以简牍、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中的西行资料为主,传世文献则以西行记为主。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涉及西北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文学、军事、民俗、天文地理、山川物产等内容,多角度反映西北地区的历史变迁、自然和社会风貌,蕴含着丰富而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地方性知识和图景的书写与记忆,拓展了作家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情境,丰富了文学表现的手法,完善并确立了行记文体的写作范式,重绘了中国文学地图,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文学价值。

《荆楚岁时记》女性民俗文化探析

从性别文化视角看,《荆楚岁时记》对南朝荆楚地区的岁时节日女性民俗有生动记录,主要表现在女性的民间人神信仰、女红在岁时风俗中的呈现以及女性在岁时节日的游戏娱乐三个方面。这些女性民俗顺应天时,遵从节令,一方面体现出荆楚习俗沿革中的稳定性,同时在传承中又有新质融入,其仪式性、纪念性和娱乐性带有浓厚的荆楚地域风采;另一方面,这些民俗在展示南朝女性的岁时节日生活原貌时,还呈现出信仰人神、崇拜粪肥、珍爱生命、祈福消灾、劝课农桑、重视女红、乞巧优胜、祓禊江渚、喜好娱乐、热爱游戏等丰厚的文化意蕴。两者的融合,表现出荆楚女性在岁时节日区别于日常的生活样貌、身心状态和文化内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南朝女性史关于岁时节日维度的探索。

敦煌壁画中的鱼袋及其反映的章服制度——以供养人题记和画像为中心

针对敦煌壁画中的鱼袋及其反映的章服制度问题,以供养人题记和画像为中心,对唐至宋代相关文献和图像资料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出土实物,对此时期流行的鱼袋的形制和材质进行推理。研究表明:鱼袋佩戴者身份主要为归义军节度使及高级官员;鱼袋从皮囊木胎演变至木底金质,并最终发展定型为长方形底、顶面有连续拱形凸起且尾部翘起的物件;结合紫绯等品官服色成为唐代章服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实用功能和恩荣符号的双重属性。敦煌壁画中的鱼袋以及反映的章服制度对五代宋时期产生深远影响,成为归义军政权在服制方面延续唐制、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历史见证。

侯鸿鉴与近代中国个人海外教育考察——以《寰球旅行记》为中心

清末以来中外教育交流频繁,国人赴海外教育考察成为新潮。个人海外考察与各级政府、学校和社会团体派出一起汇成了国人海外考察的历史图景。1924年,无锡私立竞志女子学校校长侯鸿鉴以个人筹资方式赴海外教育考察,环游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七国,耗时五月有余,行程九万里,所见所察逐日记述,归国后整理为《寰球旅行记》出版行世。侯鸿鉴的海外考察为世人呈现出其海外教育考察动机、成行助力、考察情形及关注重点等诸多面相,不仅表明了社会各界对个人海外教育考察行为的态度以及社交网络在个人海外考察中的作用,还揭示了中国第一线的办学者开放办教育的态度及将中国教育与各国教育比较反思借鉴的独特眼光。

美学延展与史学观照——南北朝艺术交流视野中《述画记》的相关问题再研究

《述画记》是南北朝时期影响波及南北的绘画品评著作,原文虽已佚失,但从《水经注》以及《历代名画记》的摘录中,仍可部分还原其主要内容。在《述画记》中,孙畅之不仅延续顾恺之《论画》对绘画审美标准开展了持续探讨,同时其也包含了早期绘画史的许多记载,在品评中体现出了史学观照的意识。在南北朝艺术交流视野中,《述画记》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其影响了其后如《古画品录》等重要画论著作的品评观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跨文化背景下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记》的共情叙事与文化隐喻

跨文化背景下动画电影借助潜移默化的传播形式,推进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以皮克斯旗下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记》(Turning Red)为例,分析跨文化背景下动画电影的叙事主题,阐释动画电影在聚焦微观家庭空间、聚焦女性自我觉醒、聚焦多元文化交融等方面的共情表达方式,并通过文化隐喻的隐含方式,实现跨文化背景下动画电影在价值传递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共同诉求,从而更好地引起跨文化受众的情感共鸣。

敦煌莫高窟隋代第292窟“祇园记图”考释

敦煌莫高窟隋代第292窟前室西壁的未知名故事画,根据遗存画面、榜题等内容来看,应为依《贤愚经·须达起精舍品》绘制的“祇园记图”。此图较为完整地表现了《须达起精舍品》所载“须达起精舍”“降魔”和“佛陀说法”三部分内容。是目前可知莫高窟同类题材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全、构图形式最复杂的一铺。该壁画的识读,不仅为该题材相关研究补充了重要原始图像素材,而且对全面认识和研究后世降魔变文、劳度差斗圣变等内容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永州八记”零札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几个关键词贯穿其间,成为一组既独立成篇、又彼此关联的游记散文。作者所谓“游”,不仅是游览,更是道家式的神游。作者所谓“得”,不仅发现了山水,也完成了体验和创作。作者得到了遨游之“乐”,也未能摆脱“惴栗”之情。对“造物者”的矛盾态度和“记”的主观故意,都与他的现实处境有关。

饮食·精神·和合:葛亮长篇小说《燕食记》的间性价值

葛亮的《燕食记》笔触深入近代岭南的聚散流徙,以饮食“间性”形象地彰显了国人的生存观念和生活哲学。小说上中下三阙分别以般若素筵、莲蓉月饼、粤沪合璧等岭南饮食和特色美食的他者形象,对话人间情谊、气节操守、孝亲礼数等主体精神和文化内容,实现个体本能、物质欲望和理想情怀的关联和平衡,指向和合共生的文化诉求与生活理想。岭南饮食叙事被赋予了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双重意味,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文化建构价值和生活实践意义。

光学感应式下颌运动轨迹描记所获参数准确性及可重复性的体外研究

目的通过体外实验,测量并比较不同设定角度、不同操作路径下前伸髁导斜度及切导斜度的差别,评价光学感应式下颌运动轨迹描记的参数结果准确性及可重复性。方法根据实际招募受试者口内光学扫描及上下颌牙列坐标数据文件,设计制作个性化测量模型及固定装置,3D打印加工并安装于全可调咬合架上。调节咬合架双侧前伸髁导斜度及前伸切导斜度,设10°至60°梯度变化共12组,使用咬合架设定参数模块完成下颌运动轨迹描记,并读取测量参数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除前伸髁导斜度40°与60°组及前伸切导斜度10°组外,其余各组测量值与设定值均存在统计学差异,标准差范围0.300°~2.994°;不同铰链轴测定的操作路径所获得前伸髁导斜度数值不存在统计学差异。结论光学感应式下颌运动轨迹描记所获得的参数准确性及可重复性可满足临床应用需求,但其测量值仍与设定值存在一定差异。在保证测试装置稳定的前提下,针对同一对象进行多次不同测试时,是否进行重复轴定位对于测量结果不存在明显影响。

论陈奕禧《益州于役记》的版本与价值

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安邑县丞陈奕禧奉命运送饷银入川,作《益州于役记》记其行役。是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虞州集》《皋兰载笔》合刻,即今本《虞州集》。后清人王锡祺以《虞州集》本《益州于役记》为底本,以删除和改写两种方式将其重新整理后纳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丛钞》本虽为世所熟知,但《虞州集》本更完整,学术价值更大。《益州于役记》以日系行,入蜀路线勾勒清晰,将陈奕禧入蜀路线与不同时期路线相比较可以看到清代蜀道的变迁。该书对沿途所见山水名胜、金石碑刻、物产等多有记载与考证,溯脉寻流,纠正前人谬误,为我们研究清人入蜀情况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读者接受、学者研读与红色经典的生成——以《大刀记》入选红色经典为例

《大刀记》自1975年初版发行后,备受读者欢迎和学界关注,并入选“红色经典”。《大刀记》入选红色经典的内在奥秘,在于其作者郭澄清的人格魅力赋予作品的红色基因,在于党员身份为郭澄清的创作提供的生活基础和政治基础,在于郭澄清将自己和时代与人民融为一体的人生支点,更在于《大刀记》能够深刻地反映中国革命发生的内在渊源。《大刀记》入选“红色经典”的发展之路具有启示意义:作家要创作出伟大的文学作品,需要有为文学而献身的精神;需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信仰和统领自我创作的思想体系;需要深潜于民间,深入到人民火热的生活中去,在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中获得创作的支撑点;还要在接纳中西古今文学营养的基础上,构建起独具个人特色的文学世界。

体积描记法联合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水平预测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合并哮喘的效能分析

目的探究体积描记法联合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对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合并哮喘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2022年12月青海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88例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患者住院期间是否并发哮喘分为合并组(48例)和非合并组(140例)。收集并整理所有受试者的人口学资料和实验室检测指标(体积描记法相关参数:肺总量、残气量、残气率,血清MCP-1水平)。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差异,分析肺总量、残气量与功能残气量(FRC)、MCP-1的相关性,分析影响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并发哮喘的相关因素,以及FRC、MCP-1对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并发哮喘的预测价值。结果合并组FRC、肺总量、残气量、残气率、MCP-1水平均高于非合并组(P<0.05)。FRC与肺总量、残气量水平均呈正相关(r=0.681和0.671,均P=0.001);MCP-1与肺总量、残气量水平均呈正相关(r=0.669和0.654,均P=0.001)。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RC[O^R=2.450(95%CI:1.239,4.840)]、MCP-1[O^R=2.995(95%CI:1.516,5.918)]是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并发哮喘的危险因素(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结果分析显示,FRC、MCP-1及联合预测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并发哮喘的敏感性分别为72.92%(95%CI:0.579,0.842)、83.33%(95%CI:0.692,0.920)、79.17%(95%CI:0.645,0.890),特异性分别为81.43%(95%CI:0.737,0.873)、70.71%(95%CI:0.623,0.779)、81.43%(95%CI:0.737,0.873)。结论体积描记法和血清MCP-1水平可用于评估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者肺功能,且血清MCP-1与体积描记法检测的FRC对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并发哮喘的预测效能良好。

《云中记》中的民俗事象探究

《云中记》一方面展现了颇具地域性、民族性的藏地老百姓古老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以及传统民俗最终没落的悲哀与无奈。文章通过对《云中记》中的民俗事象进行分析整理,阐释了深藏其中的文化意蕴。

柳宗元心理空间原点与审美观照方式的矛盾探究——基于“永州八记”与《囚山赋》等骚赋对读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代表性的山水游记散文,其骚赋《囚山赋》同样作于永州,此二者虽同写一地之景,却在空间感上有大小之异、原点定位之区分,在观察视点上有俯察仰观之不同、“旷如”“奥如”之别等种种矛盾。正如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指出的,“将《永州八记》与《囚山赋》对读,同一地也,而所处者感情之向背,如此其风马牛不相及”,然此种“乐”“囚”心情之差却是“罪人”身份的自陈和“羁囚”心理的经久延续而呈现出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