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借材异国”与京师仕学院的议设

清末新政初期,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奏请政府设立京师仕学院,期待此举落实"借材异国"策略的示范作用,藉此为速行新政提供及时、直接的蓝本与改革经验的借鉴。然因观念、政局等影响,仕学院"借才"方式与"课官"范围被迫几度调整,反映出"借材异国"襄助新政的困难与不确定性,而报刊舆论与朝中政情于此颇有隔膜。仕学院"讲友"的名目,本为趋避袁世凯密奏政务处聘请外国人为"顾问"之锋芒,避免枢廷干预而提出的变通办法,尔后却为仕学院"译书洋员"取代。其"借才"名目频繁变换,表明当时官私雇聘外国人尚未形成统一、明晰的规范,策略较为灵活。筹议者各出奇谋,为应聘外国人参与新政预设各种"限制",客观上推动了"借材异国"的方式、方法向多样化发展。

朱子与张南轩《仁说》异同述考

朱子与其讲友张南轩曾各著有一篇《仁说》,今存朱子文集卷六十七及《南轩集》卷十八。两篇《仁说》,既基本上同取释名义、示求仁之方、辟歧误之结构,又俱以仁性爱情心主、克己、辟以爱公知觉为仁为说,其相似之甚,竟至于起人同为朱子所作之疑,乃或窜入朱子文集。①然而,若略追溯二说产生之背景以推原朱子、南轩之作意。

谯定、张拭与朱熹的学术联系

朱熹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有突出地位和巨大影响。对朱熹的学术源流,已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但大多详于主要师承,偏重闽浙讲友。本文拟从谯定、张栻及他们与朱熹的学术联系,就一个側面探讨朱熹的学术源流,冀助于对朱熹的全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