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许可法则的独立地位及其授权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把许可法则当作实践理性的公设,由此拓展了实践理性的应用。在此作品之前的著作中,康德将许可法则作为禁止法则的例外。对此已有的解释的核心问题在于,这是否构成了康德对于许可法则的解释的转变。然而,一方面虽然康德通过对相关术语的澄清来凸显这种转变,但这还不足以为许可法则的独立地位提供完整的基础;另一方面许可法则被描述为一种授权性的法则,据此我们对于选择的客体拥有一个权利。但这种解释混淆了许可法则授权的内容,因而也忽视了主体之间对彼此授权内容的同意。许可法则独特的授权内容与规范对象的范围体现了主体之间的同意的限度。

论康德的许可法则

许可法则是康德后期伦理学著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涉及普遍的法则如何运用到现实的问题。在1793年《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把许可法则规定为禁令的例外,是实现法权状态的必然手段,这一规定是理解康德其他著作中这一概念用法的基础。同时,《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学说中的许可法则是实践理性对仅仅许可行动的立法,起到扩展自由概念的作用,也对应相应的禁令。此外,康德在德性学说里也讨论过许可法则的概念。由于德性学说是对准则的立法,"决疑论"承担起许可法则的作用,因而学界对许可法则的研究有必要扩展到德性学说。

论康德政治哲学中的许可性法则

康德对许可性法则的运用关乎他如何理解一种“临时授权”的行为是如何可能的,亦即该行为如何不与普遍的理性法权相悖。本文以《道德形而上学》和《论永久和平》为核心文本,力图证明许可性法则的这种授权在运用方式上都不可能是理性法权的一种例外状况,即并不与法权的理念相悖。在私人法权领域,它被理解为是实践理性的法权公设;在公共法权领域,它被表现为是一种对改革计划的推延可能。同时,许可性法则在两个领域中的目的指向是一致的:从自然状态到法权状态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