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大工:1931—1932年江北运河善后工程初探

1931年8月,江北运河决堤并引发水灾。灾情发生后,江苏省政府组织成立了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负责实施江北运河善后工程。在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的领导下,运河大堤的堵口和修复工作先后完成。江北运河善后工程为两岸民众重建了安全屏障,为后续的运河治理打下了基础,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工程的兴办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演奏特点研究

文章以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演奏特点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订谱的轻六调、重六调、活五调三种调式的潮州筝曲,从右手弹奏和左手作韵两方面,具体阐述了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演奏特点。

环境史视域下的疫病研究: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的三个问题

本文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置于环境史的视域下加以考察,针对以往研究尚不充分的三个问题,提出以下观点:一是1932年中国的霍乱灾害是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极端气候条件下发生的生态灾难。陕西属生态环境脆弱带,受此影响更大,因此受害最烈。二是潼水疫源地的传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映了当时陕西民众对于"毒"与"菌"认知上的缺失,也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战背景下的时代产物。三是综合各种统计资料,并结合当时陕西特殊的社会背景、民众生存条件、灾害后的人群健康与营养分析,本文认为,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中死亡人口占染疫人口的比率在40%以上,当在20万人左右。

许守诚订谱的潮州筝曲谱面研究

文章以潮州筝派代表人物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曲谱为研究对象,通过分类、比较、统计等研究方法,从谱面的角度对乐曲整体结构特点、右手弹奏特点及左手作韵特点三部分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归纳出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的谱面特点。通过对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个性特点分析研究,再次证明了民族民间音乐流派中各个音乐家的个性特点形成了流派的基础,增添了流派的活力,构成了流派的色彩,奠定了流派的特性,是音乐流派繁荣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原动力。

1928—1932年的陕北大旱灾及其影响

1928—1932年(民国17—21年)陕北遭受了历史上少有的大旱灾,大旱灾使该地区出现了持续的生存危机。旱灾引发了大范围的鼠疫流行,这对人民的生活条件造成了重大创伤,而地方官吏及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致使灾荒进一步加剧。大旱灾不仅对当时的陕北社会影响重大,而且对以后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灾荒致使本已十分脆弱的陕北生态环境和植被进一步恶化,人口和劳动生产力锐减,同时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这为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以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举措及评价——以1932年霍乱为例

1932年霍乱对广州造成极大影响,疫情中患者众多,谣言肆虐,社会为之不安。为应对霍乱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广州市政府先后采取以防为主、防治并举、以治为主的策略,宣传普及卫生知识,注重疾病预防,设立隔离医院,积极发挥中西医界作用。成功应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得益于广州市政府较为健全的卫生管理体制、比较丰富的医疗资源和中西医界的共同努力。尽管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总体而言,广州市政府应对霍乱举措较为得当,经验值得借鉴。

1932年: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历史分期的时间逻辑

近些年学界对左翼文艺运动尤其是左联阶段的历史分期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依据的分期原则和方法各异。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角度,在坚持"左翼十年"整体表述的基础上,依据左翼文艺运动指导思想和理论的变化,以"1932年"为左翼文艺运动前后期分界点,可以为左翼文艺运动乃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发展的历史分期提供一种新的时间逻辑。

一种题材 别样风采——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述评(1932-2005)

根据创作环境、创作诉求与创作观念的差异,本文把1932—2005年间面世的抗战电影划分为五个时期,并分别进行了扼要的描述与阐释。

麻城1932年6．0级地震区地球物理场与深部环境研究

研究了麻城地区重、磁异常场特征，经反演计算获得了深部结构特征。对重力布格异常利用Ｐａｒｋｅｒ－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快速位场反演方法计算出莫霍面的展布，对航磁异常利用对数功率谱法和矩谱法计算出居里面深度。在此基础上，探讨该震区深部蕴震条件。主要结论是：①麻城－团凤断裂带为该区切割较深的主要控震构造；②１９３２年麻城６．０级地震发生在区域重力异常等值线梯度最大处，磁力异常区两局部正异常间的低值带，莫霍面及居里面隆起区边缘；③发震部位有其特定的深部蕴震构造及应力蕴震条件。

1932年《铁道法》形成的历史路径及其实施阻力

193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铁路基本法——《铁道法》正式颁布。《铁道法》的诞生,既迎合了近代国人对铁路国有化的产业发展路径,也符合了铁路法制由简至繁、由缺至全的演进路径。《铁道法》是国民政府推行铁路产业政策的根本性立法,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阻力,在不断的外耗与内耗中效力有限。

城市与疫病:民国内陆城市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政府应对--基于1932年西安霍乱数据的分析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霍乱疫情遍及全国,最早于1930年在上海爆发,到1932年7月蔓延至西安。通过统计西安地方档案得知,这场霍乱产生了严重危害,共计造成937人死亡。疫情发生后,西安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西医防治措施,包括疫苗注射、防疫宣传、封锁隔离、设立医院、禁食生冷食物以及清洁公共环境卫生等。然而,研究表明,由于疫情传播迅速,加之防治条件简陋、居民卫生习惯不良以及社会迷信盛行等诸多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71.5%,反映出政府干预与防治的效果不太明显。回顾这场霍乱疫情,从中可以汲取一些历史经验,为当今政府更好地应对城市疫情提供借鉴与启发。

斯大林有没有制造饥荒——对斯大林在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责任的探讨

1932-1933年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几乎遍及所有产粮区的饥荒。饥荒发生的原因,乌克兰侨民以及西方研究者认为是苏共领导人有意制造的,目的是为了对乌克兰人实施种族灭绝。如今,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证实,饥荒的发生有多方面原因,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故意制造饥荒,以及对乌克兰人实施种族灭绝。对于这个问题,要根据历史事实来说话。

《现代》杂志的编辑选择与左翼文艺风貌

193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学的清理查禁越来越严格。作为一本新潮的纯文学杂志,宣称走“中间路线”的《现代》(1932)(截至5卷6期)却刊登了大量无产阶级艺术作品及理论,反映着当时无产阶级艺术在中国的最新发展。前后参与并影响《现代》杂志编辑工作的至少有7人,他们在文学观念、政治立场和杂志利益取向上都有区别。并且,当时左翼文学理论并没有形成完整稳定的框架。从而在文化价值、政治取向、经济利益和理论发展几重效应叠加下,《现代》杂志的编辑选择呈现出独特的左翼文艺风貌。

华裔国家认同与泰国1932年立宪革命

1932年立宪革命是泰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华裔认同泰国的标志性事件。华裔认同泰国,是泰国政府长期执行自然同化政策的结果。泰国半殖民地的国际命运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促使华裔组织或参与了革命,并实施唯泰主义政策以强化国家认同。

论汪精卫1932-1933年的“政治病”与国民党派系权力斗争

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使汪精卫主持的南京政府行政院徒有虚名。汪精卫因无实权而在 1932年8月初请辞行政院长职。辞职与挽留的较量构成了蒋汪权力之争的基本格局 ,也形成了国民政府特有的政治现象——“政治病”

论红四方面军1932年西征与红军长征之关系

关于红四方面军1932年西征,学术界研究较少。在已有成果中,官方的描述多注重于梳理其与张国焘错误路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受此影响,对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责任归属,谁是谁非关注较多,忽视了对这次西征实际影响特别是其积极意义的研究。文章从此次西征与红军长征之关系的视角对西征行动进行考察,认为红四方面军1932年的西征是有重要历史贡献的:它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战略转移理论的成功实践;它在红军长征确定落脚方向上发挥了重要启示作用;它策应和支持了其他红军部队的长征。

1932年《铁道法》形成路径及其实施阻力

193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铁路基本法——《铁道法》正式颁布。《铁道法》的诞生,既符合近代铁路国有化的产业发展路径,也符合铁路法制由简至繁、由缺至全的演进路径。《铁道法》是国民政府推行铁路产业政策的根本性立法,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因不断的外耗与内耗而效力有限。

1923-1932年自然灾害对陕北社会的影响

1928-1930年的大旱灾,对中国的西北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处于地域和政治双重边缘地区的陕北,受此次灾害的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在自然的压力之下,社会更为敏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人口流失严重、人口贩卖广泛存在,社会道德沦丧等等问题值得关注。

1932～1934年四川军阀混战与省内灾荒

民国时期四川战争频发,灾荒频繁。战争与灾荒已经成为四川那个时期的两大显著特征。1932-1934年的四川军阀混战表明,战争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的诱发及加重灾荒,并对灾后的灾民救济、生产力恢复等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灾荒对战争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助长作用。战争与灾荒之间密切关联,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