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出土剔犀镜箱新释

南宋许峻墓出土剔犀镜箱的形制、髹饰两大工艺元素——“镜箱”、“剔犀”,均被视为宋代漆工艺的突破性进展。从形制上看,这件漆器与远隔千里的江苏常州武进蔣塘村南宋墓出土的剔犀镜箱接近,是南宋福州对外交往的证明。它属于向镜箱转变过程中镜箱的早期形态,反映了南宋福州对漆工艺革新的敏感度、接受力,乃至推动作用。从髹饰上看,这件漆器不见地区间交融的痕迹,采用的是极具福州地域特色的“福犀”工艺。南宋时,福州漆艺不乏与其它地区交流、共融的机遇和能力。“福犀”的别具一格,当是漆工们有意识的坚持。“福犀”工艺的独特性世代承传,跨越千年,绵延至今。

闽国文明的崛起及其延续

福建地区的王审知、刘华墓出土的青、白瓷器,其中最精美的来自浙江和北方,两墓还分别发现海外输入的玻璃器残片和蓝绿釉伊斯兰陶瓶,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与外部世界的广泛交融,从而改变了福建地区发展缓慢的局面。入宋以后又重视对山区自然资源的利用,白银矿藏普遍开发,进奉银的数量排在全国第一。南宋邵武故县窖藏、许峻夫妇墓出土数量众多的银器,形象地说明了福建地区白银开采和器物制作的兴盛,许多器物形制和纹样雷同,有的还刻印店铺名号和工匠姓名,应是批量生产作为商品出售。泰宁窖藏银器的发现又表明福建银器制造和使用直到元代持续不衰。白银制成的器物体积小而珍贵,既可以炫耀富贵,又能作为财富储藏,作为精美的艺术品也反映了官宦人家开始讲究奢华和排场,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