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共鸣产生幽默的认知机制:概念整合+乖讹消解的视角

概念整合理论和幽默的乖讹-消解理论相结合可用来解释对话共鸣实现幽默效果的认知机制和过程:共鸣产生幽默效果的认知操作是概念整合,但与其他现象的概念整合不同,在共鸣的概念整合中,平行、对仗的语言结构形式触发概念整合;源自两个输入空间的成分或/和关系在整合空间存在乖讹,随后,整合空间会基于自身的逻辑机制,产生涌现结构,对乖讹进行消解,因而最终产生幽默的效果。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两版《目录》时间订讹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是清代县级地方政权档案,内容丰富,价值极高。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全三册)。2015年,黄山书社出版《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共八册)。今以60卷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研究对象,对比《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与《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所录档案的时间信息,并将有误之处具体分为三类:《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时间有误;《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时间有误;以上两者时间均有误。

氏、氐考辩及相关字形的讹混

“氏”之本义应为“根柢”义,《说文解字》对“氏”字的解释迂曲不可解。“响若氏隤”的本字应该为“■”,“坻”与“坁”、“阺”与“■”、“泜”与“汦”三组字存在着讹混情况,在修订第二版《汉语大字典》时应加以区分。

“舡”字的读音讹化及其他

本文找出“舡”字的产生时代及其读音变化的轨辙；弄清“舡”字声旁“工”字音变的正常规律；找到“舡”字读音讹化的踪迹及原因；认定“舡”字结构在“六书”的位置；从“舡”字读音讹化看到字书编写的责任重大。

古文字讹变问题研究回顾与再探

汉字形体讹变现象在甲骨文即已出现,在整个古文字阶段普遍存在并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各个阶段。唐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古文字的讹变现象,但此后一段时期内几乎无人在汉字结构演变过程的视野下讨论讹变,直至近40年这一问题才受到重视,李孝定、张桂光等十多位学者对其概念、类型、原因、结果等有比较热烈的讨论。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古文字讹变现象,发现几乎所有的古文字都出现过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讹变字形,讹变和简化、繁化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其类型有意符讹变、声符讹变和整字讹变三种。形成讹变的原因有六:因结构相近、因误解记号、因误解字形、因以字形附会字义、因字形断裂、因字形粘连。讹变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影响,而以消极影响为主。

论《弦索辨讹》之“辨讹”对象

晚明沈宠绥所著的《弦索辨讹》以正曲唱字音为务,其“辨讹”对象具有鲜明的历时性及地域性,特指晚明吴中地区的南北曲。沈宠绥所论之北曲,滥觞于娄东,由南曲更定而来,与传统意义上的元人北曲已经产生分野。沈宠绥所正之“讹”,特指吴中一带的唱曲者在唱北曲时,因受到昆腔以及方言影响而产生的发音问题,主要在于土音和收音。土音问题包括方言带来的口腔习惯以及方言在曲唱中的残留现象,收音问题主要是由于唱曲时所用韵书混乱从而导致归韵不明。沈宠绥认为南北曲之正音合乎规范,要比合乎自然语音更重要。归根结底,他对曲体的认识仍以元人北曲为基准。

《史记》“而内地北距山”等句的篇章衔接及“北”与“比”的形讹分析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卷首小序尚有几处问题。“北距”不应当写作“比距”,文献中没有“比距”的用例,相反“北距山”这类“NP方位词+距+NP地理名词”格式是常见的。古汉语中“而”可以划分出“修饰、承接、并列”等义的“而1”,及“递进、转折”义的“而2”,两类“而”在具体的语用信息和主观化表述等方面的功能存在差异,需要据不同语境具体分析,“而北距山以东”的“而”应该理解为转折义而不是承接义。

“弱势群体”的伦理扶贫——以“死哪讹哪”现象为例

“死哪讹哪”是近年网友对社会上频发的人在什么地方意外死亡,就要求该地责任人必须为此负责的现象的说法。在此类现象中,讹人者总是以失去亲人的“弱势群体”自居,罔顾事实真相,无视权责界限,一味追责、索要赔偿。究其实质,他们混淆了法律与道德、权利与责任、正当与善的关系,呈现出伦理认知上的“弱势”。因此,在厘清德法边界的基础上形成德法共识,在分清权责界限的基础上形成权责统一,在澄清正当与善的基础上形成正当与善的合力,是帮助“弱势群体”走出伦理贫困的可能之路。

字书字料库正讹关系标注理论刍议

字书字料库指的是专门收集和加工历代字书中真实汉字字料的数据库。正讹关系指的是正字与讹字之间形成的字际关系问题。将正讹关系与字书字料库相结合有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而研究的第一步则需要讨论相关的标注理论,以实现正讹关系在字书字料库中的标注实践工作,最后才能实现其应用价值。字书字料库正讹关系标注包括标注的定义、原则、内容、方式和流程,这几方面初步形成了标注理论研究概况,可以为下一步标注的实践奠定基础。

基于图式理论的《黑奴吁天录》译者主体性研究——以林纾译文中的讹译现象为例

图式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有助于客观公正地理解译者的翻译行为,彰显译者文化创造者的身份,肯定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基于图式理论,重新认识译者主体性的本质,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译文中讹译表象下深刻的译者主体性问题,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如何贯穿翻译前、中、后三个阶段。具体分析了林纾译文中对原作语言的讹译、译文中对译入语文化意识的融入、对西方文化元素的刻意遮蔽而导致的讹译,实际是为彰显其文学作品再创者身份而发挥的译者主体性。同时以全局观的角度,讨论译者因对翻译文本选择的主导权、文学作品再创造的需要和社会职责践行者身份的凸显而致使的讹译,根源在于译者翻译主体身份的建立,肯定译者主体性的价值。

“割”“剖”形讹与古籍校读

“割”“剖”来源不同,但在俗书中形近易讹,典籍中常见讹误之例。据此形讹现象及相关语言文字材料,可校订古书中的误字。《为君难》“割毫折芒”、《新论·求辅》“割心相信”、《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割符”、《与阮嗣宗书》“割石索宝”、《抱朴子·释滞》“割乎文石之中”、《抱朴子·道意》“千割百判”中的“割”当为“剖”。在校读过程中,还对“副辜”“剖符”“拌蚌”“割玉刀”等语词作了解读,提出校读古籍时要关注俗字中的形近讹误现象。

《说文解字注》所论形讹字例析

清代《说文解字》研究达到顶峰,尤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最为显赫。对段氏在注解《说文解字》中所阐述的“形讹字”进行整理分析,可进一步认识其在文字学领域中的不凡成就,也可为古籍校勘提供支持。

幽默乖讹的再现——试论王尔德喜剧的翻译

王尔德喜剧的语言极富个性特点,给翻译造成了一定困难。可以引入语言学幽默理论中的"乖讹论"和"乖讹—消解论",从常识乖讹、社会文化乖讹、修辞乖讹、语意乖讹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乖讹运行的机制和相应的翻译策略。

楚简文字形体讹混现象试说

讹混是一种特殊的汉字形际关系,在楚简文字中较为常见。楚简文字形体的讹混分为整字与整字、整字与构件、构件与构件三类;造成楚简文字讹混的讹变趋向分为单讹、双讹、互讹三式;讹混具有无向性、随意性、不传承性等特点;楚简文字讹混现象多与先民的类化思维有关,同时也和先民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家哲学思想有一定的隐性关系。

俗语讹变摭谈

俗语的讹变有三种形式:一是音讹,二是字讹,三是义讹。“有眼不识金镶玉”,这是人们熟悉的一句俗语。金镶玉,是一种特殊工艺。

《汉书杂志》所校讹字及其启示

《汉书杂志》是王念孙《读书杂志》的重要组成,其中共校出讹字361例。通过对《汉书杂志》进行穷尽性统计和比较,发现讹字成因有形讹、音讹、涉上下文而讹、因史实不明而讹、因误本妄改而讹,以及多重嵌套之讹六类;其中形讹数量最多且古今汉语都会出现。针对讹字成因语料如何以古为鉴,纠正错别字,推进汉字书写规范化,值得深思。

《文心雕龙》“文体讹滥”说探原

“文体讹滥”是刘勰对江左文风的基本判断,这一认识贯穿《文心雕龙》文体论始终,其目的性和重要性自不待言。刘勰持广义文体观,其所谓“文体”兼及体统、体貌、体裁等;其“讹滥”说,是对六朝及江左文风之背离经典、追新逐奇,“极貌写物”、“文贵形似”,“诗杂仙心”、“率多浮浅”等倾向的现实指陈。刘勰的“文体讹滥”说,标举了宪章典诰“准的”、“雅润”的文章规范,强调了“极其心实”、“体周事核”的文体创作要求,树立了“风清骨峻”、“街华佩实”的美学风范,提供了“晓变昭体”“望今制奇”的矫讹良方,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其垂示典诰之训、正本矫讹的文学主张,正是《文心雕龙》的精髓所在。

论“讹变异形词”

汉语书面语言中,同一个词（或语素）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形记录,这种现象称作＂异形词＂（或称＂同词异形＂）。异形词有由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等用字不同造成的,也有因字形讹变造成的,由字形讹变造成的异形词,称作＂讹变异形词＂。字典辞书在处理讹变异形词时存在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打讹”说略

以"打"字为语素构成的游戏或伎艺词语从唐代开始不断生成,"打讹"就是宋元时期有关表演的常见术语之一。"打讹"离不开表演者利用讹语设置圈套,诱人上当的谐谑,还常伴随着灵活多样的击打动作,目的是制造热闹、滑稽的娱人效果。

社会转型期助人被讹现象的人类学分析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过程往往会导致传统与现代在价值观、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冲突;当代中国也不可避免要经历这些变化。通过分析助人被讹现象的特点、社会原因和道德后果,试图揭示社会转型期间两种伦理体系的冲突及其对个体行动者的影响。文章将首先考察"做好事被讹"现象的主要特征。大多数讹人者都是那些本该获得同情和帮助的年长者。再将探讨"做好事被讹"现象对社会的多方面影响,认为"做好事被讹"事件尽管少有发生,但它对社会信任、同情和道德互惠原则造成了重创。最后探究导致这种令人恼火的行为产生的多种社会原因,也广泛讨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