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夜思》讹本和原文的接受与优劣问题——兼论诗歌接受中的“惟论兴会”心态

《静夜思》讹本影响竟然远远超过了原文,学界颇有人以为这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实际上,此诗原文在明代已获得高度赞誉,讹本产生以后,一开始并不能够势压原文。从此诗原文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情况看,其对读者的魅力完全可以与讹本并驾齐驱。此诗讹本在清代以来影响远远超过了原文,但绝大多数读者欣赏讹本的理由,与接受原文者对原文的赞赏并无明显不同,对于学者们细心分辨出来的讹本优于原文之处并无意识。因此,此诗讹本影响远过原文,很难说与这两个文本的自身优劣有多少联系,主要也不是接受者的优劣判断所致,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应该在于国人接受诗歌时普遍存有的"惟论兴会"心态。

对话共鸣产生幽默的认知机制:概念整合+乖讹消解的视角

概念整合理论和幽默的乖讹-消解理论相结合可用来解释对话共鸣实现幽默效果的认知机制和过程:共鸣产生幽默效果的认知操作是概念整合,但与其他现象的概念整合不同,在共鸣的概念整合中,平行、对仗的语言结构形式触发概念整合;源自两个输入空间的成分或/和关系在整合空间存在乖讹,随后,整合空间会基于自身的逻辑机制,产生涌现结构,对乖讹进行消解,因而最终产生幽默的效果。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两版《目录》时间订讹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是清代县级地方政权档案,内容丰富,价值极高。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全三册)。2015年,黄山书社出版《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共八册)。今以60卷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研究对象,对比《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与《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所录档案的时间信息,并将有误之处具体分为三类:《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时间有误;《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时间有误;以上两者时间均有误。

氏、氐考辩及相关字形的讹混

“氏”之本义应为“根柢”义,《说文解字》对“氏”字的解释迂曲不可解。“响若氏隤”的本字应该为“■”,“坻”与“坁”、“阺”与“■”、“泜”与“汦”三组字存在着讹混情况,在修订第二版《汉语大字典》时应加以区分。

论《弦索辨讹》之“辨讹”对象

晚明沈宠绥所著的《弦索辨讹》以正曲唱字音为务,其“辨讹”对象具有鲜明的历时性及地域性,特指晚明吴中地区的南北曲。沈宠绥所论之北曲,滥觞于娄东,由南曲更定而来,与传统意义上的元人北曲已经产生分野。沈宠绥所正之“讹”,特指吴中一带的唱曲者在唱北曲时,因受到昆腔以及方言影响而产生的发音问题,主要在于土音和收音。土音问题包括方言带来的口腔习惯以及方言在曲唱中的残留现象,收音问题主要是由于唱曲时所用韵书混乱从而导致归韵不明。沈宠绥认为南北曲之正音合乎规范,要比合乎自然语音更重要。归根结底,他对曲体的认识仍以元人北曲为基准。

《史记》“而内地北距山”等句的篇章衔接及“北”与“比”的形讹分析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卷首小序尚有几处问题。“北距”不应当写作“比距”,文献中没有“比距”的用例,相反“北距山”这类“NP方位词+距+NP地理名词”格式是常见的。古汉语中“而”可以划分出“修饰、承接、并列”等义的“而1”,及“递进、转折”义的“而2”,两类“而”在具体的语用信息和主观化表述等方面的功能存在差异,需要据不同语境具体分析,“而北距山以东”的“而”应该理解为转折义而不是承接义。

“弱势群体”的伦理扶贫——以“死哪讹哪”现象为例

“死哪讹哪”是近年网友对社会上频发的人在什么地方意外死亡,就要求该地责任人必须为此负责的现象的说法。在此类现象中,讹人者总是以失去亲人的“弱势群体”自居,罔顾事实真相,无视权责界限,一味追责、索要赔偿。究其实质,他们混淆了法律与道德、权利与责任、正当与善的关系,呈现出伦理认知上的“弱势”。因此,在厘清德法边界的基础上形成德法共识,在分清权责界限的基础上形成权责统一,在澄清正当与善的基础上形成正当与善的合力,是帮助“弱势群体”走出伦理贫困的可能之路。

字书字料库正讹关系标注理论刍议

字书字料库指的是专门收集和加工历代字书中真实汉字字料的数据库。正讹关系指的是正字与讹字之间形成的字际关系问题。将正讹关系与字书字料库相结合有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而研究的第一步则需要讨论相关的标注理论,以实现正讹关系在字书字料库中的标注实践工作,最后才能实现其应用价值。字书字料库正讹关系标注包括标注的定义、原则、内容、方式和流程,这几方面初步形成了标注理论研究概况,可以为下一步标注的实践奠定基础。

基于图式理论的《黑奴吁天录》译者主体性研究——以林纾译文中的讹译现象为例

图式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有助于客观公正地理解译者的翻译行为,彰显译者文化创造者的身份,肯定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基于图式理论,重新认识译者主体性的本质,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译文中讹译表象下深刻的译者主体性问题,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如何贯穿翻译前、中、后三个阶段。具体分析了林纾译文中对原作语言的讹译、译文中对译入语文化意识的融入、对西方文化元素的刻意遮蔽而导致的讹译,实际是为彰显其文学作品再创者身份而发挥的译者主体性。同时以全局观的角度,讨论译者因对翻译文本选择的主导权、文学作品再创造的需要和社会职责践行者身份的凸显而致使的讹译,根源在于译者翻译主体身份的建立,肯定译者主体性的价值。

“割”“剖”形讹与古籍校读

“割”“剖”来源不同,但在俗书中形近易讹,典籍中常见讹误之例。据此形讹现象及相关语言文字材料,可校订古书中的误字。《为君难》“割毫折芒”、《新论·求辅》“割心相信”、《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割符”、《与阮嗣宗书》“割石索宝”、《抱朴子·释滞》“割乎文石之中”、《抱朴子·道意》“千割百判”中的“割”当为“剖”。在校读过程中,还对“副辜”“剖符”“拌蚌”“割玉刀”等语词作了解读,提出校读古籍时要关注俗字中的形近讹误现象。

《说文解字注》所论形讹字例析

清代《说文解字》研究达到顶峰,尤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最为显赫。对段氏在注解《说文解字》中所阐述的“形讹字”进行整理分析,可进一步认识其在文字学领域中的不凡成就,也可为古籍校勘提供支持。

文言文教学中的读音问题

文言文阅读与教学,读音是绕不开的话题。汉字的读音来源复杂,但大多传承自古代工具书或古代雅言。语文教学中,首先要熟悉语文教材中的注音类型,了解注音的来源,深刻理解注音的作用,如揭示语音变化信息、提示文字分化路径、提供词义引申线索、辨析语法功能差异等,进而有能力辨别教材注音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学生有关读音的疑问给予有针对性的解答。

汉魏六朝碑刻中构件“⺈”“■”“爫”的变异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异体字盛行。本文以形体相似的三种构件“爫”“ ■”“⺈”为例进行变异研究,从构件与构件的关系出发,把构件讹变分为独体讹变和被动讹变。在讹变的基础上,构件“爫”与构件“■ ”“⺈”产生讹混的结果,构件“爫”与“⺈”有相同间接构件与构件“爫”构成直接构件时,二者有着相互讹混趋势,构件“爫与”“■ ”的相互讹混趋势更为稳定且无条件限制。

社会转型期助人被讹现象的人类学分析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过程往往会导致传统与现代在价值观、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冲突;当代中国也不可避免要经历这些变化。通过分析助人被讹现象的特点、社会原因和道德后果,试图揭示社会转型期间两种伦理体系的冲突及其对个体行动者的影响。文章将首先考察"做好事被讹"现象的主要特征。大多数讹人者都是那些本该获得同情和帮助的年长者。再将探讨"做好事被讹"现象对社会的多方面影响,认为"做好事被讹"事件尽管少有发生,但它对社会信任、同情和道德互惠原则造成了重创。最后探究导致这种令人恼火的行为产生的多种社会原因,也广泛讨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

试析古文字的形体讹变

讹变是对原字结构不了解或错误理解而造成的字形变化,它是一种超越常规的变化,又常常以失去构形理据为代价。我们可以通过古人对讹变字形的说解窥探到其中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内蕴。

关联理论视角中的幽默乖讹与消解

关联理论认为人类交际无一例外遵循关联原则。幽默的乖讹-消解理论提出,幽默效果的产生依赖于发现并解决乖讹。由于关联理论能很好地阐释幽默乖讹产生和消解过程中包含的认知运作机制,因此可以作为乖讹-消解理论的补充。

简析汉碑文字中的讹混现象

本文对汉碑文字中的讹混现象进行研究,分别其类例,归纳其特点,探讨其原因,并从汉字发展演变的角度对讹混现象进行了辩证的思考。

楚简文字形体混同、混讹举例

战国文字中存在字形混同、混讹的现象,本文主要通过楚简文字中的一些例证来探讨这两类现象。说明在文字的考释过程中,处理这样的问题,既要注意字形,也要充分重视上下文意。

“化”与“讹”──读许渊冲译《红与黑》有感

“化”与“讹”──读许渊冲译《红与黑》有感南京大学教授许钧许渊冲先生执译的《红与黑》（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读过不止一遍。惊叹先生的执着追求，以极具个性的翻译来证明并实践自己的翻译主张，凭独创的“三化”（深化、等化、浅化），“渐入化境”...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从林纾的“讹”谈起

在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的“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是,这些“讹”经过分析后,大概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类,都可归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派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文学翻译中叛逆性、创造性的观点,为“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视角。“创造性叛逆”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