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文学"论争的向度

1928年前后的"革命文学"论争实质上是一场因时代观、世界观、文学理论观的不同而引发的文艺观念之争。在论争的主要方面,即时代与文学、文学与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审美作用之间,论争的参与者表现出了程度不同的向度———单向的极化特征与双向选择时的"左"倾性、宽容性与前瞻性。造成向度歧异乃是受当时的文艺、政治思潮影响,论争各方看文学的角度不同,从而造成对文学本质属性理解的不同。归根结底,他们的分歧是个人的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的不同造成的。

对“革命文学”论争性质的一点看法

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场论争的性质,多年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同志认为,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提倡的革命文学运动,是在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之下进行的,这场论争实质上是鲁迅同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历史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当今方志界将戴震与章学诚作为方志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代表,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关于章学诚与戴震乾隆癸巳夏宁波道署的论争,部分方志工具书将其作为方志性质之争的标志性事件。从论争观点、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戴震与章学诚唯一的论争只是修志方法的辩论,属方法论的范畴,将其当成方志性质的论争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更无法体现地理性或历史性;并认为两者的争论是文化转型期的清中期,经世致用的非主流文化向仍然如日中天的经学主流文化的挑战在修志领域的反映。方志从宋代定型后,吸收了正史、地记、图经、家谱、杂记等多种文献的体裁与方法,属于多元、宽泛、独立的边缘学科。把方志性质窄化与其他学科趋同,对方志的发展是不利的。由此,由宁波道署争论引出的方志地理属性与方志地理学派、方志历史属性与历史学派,乃至方志性质本身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地方志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