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前期中国报刊论政观念中的现代化因素

晚清前期,在西报知识的启发下,报刊论政观念中逐渐包含现代化思想因素。一是在对西报知识的阐述中体现现代报刊论政理念,二是直接阐述了报刊论政的公共性、独立公正的言论立场、以及言论监督的合理性等问题。晚清前期报刊论政观念中的现代化因素,主要表现为一种新知引介,或者说明办报重要性的佐证。从思想史的视野看,其构成了后续思想突破的铺垫和氛围,成为报刊思想史发展中必要的一环。

论方逢辰的以易论政思想

作为严州理学学者之一的方逢辰,时逢宋元之交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在理学宇宙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崇阳抑阴”的易学观,进而阐释和构建出乾尊坤卑、扬清去浊、尚动斥静三重意涵,进而从人、伦、政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将其思想延伸到社会层面。方逢辰以易论政所透露的务实、经世致用等思想对当代研究浙江精神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内核具有重要价值。

清议视野下晚清报刊论政观念的本土化建构

晚清时期,在清议观念影响下,报刊论政观念也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与西方现代言论观念产生重要区别。中国传统清议相关思想资源被应用于阐述报刊论政问题,以强化办报论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现代报刊论政活动被类比为传统清议行为,在此视野下,报刊论政不再被强调为一种监督政治的现代民主实践,而被描述为契合中国文化语境和政治现实的传播行为。现代报刊言论观念因此被改变了其原质,由此阻滞了国人对现代报刊设施及其运行机理的准确理解。

探赜张季鸾“文人论政”职业精神的缘起、发育与建构

“文人论政”的职业精神是张季鸾身上的鲜明印记,这种精神有着产生和发育的必然根源,也有通过新闻认知和实践逐渐建构的过程。张季鸾的职业精神的缘起主要基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熏染以及他寻求“报恩”的内在动力,而职业精神的发育则主要得益于民国报人群体职业理想的觉醒和张季鸾对报人职业的认同与坚守。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张季鸾通过追求言论自由、倡导“四不”方针、新闻职业专业化的努力,不断自省和调试,强化了价值塑造,完成了“文人论政”职业精神的建构。时至今日,这种精神依然是我国新闻从业者的精神向标和职业精神构建中最浓重的底色。

“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区隔与认同

本文主要梳理了中国报人的文人论政精神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融合践行的历史脉络,指出两者在历史演进中的区隔与认同;认为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思考现实问题,是更具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路径,当下中国的新闻业正处于转型时期,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信仰面临多重考验,廓清中国报人的历史传统以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报人的影响,对于夯实和发展我国主流新闻观、树立新时期职业信仰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微博论政与政府回应模式变革

政府回应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机制安排之一,其不仅是现代国家公共管理和公民参政的重要手段,也是判断民主实现程度的一个标准。在现代民主的视野中,回应既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机制安排,也是一种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舆论平台,对传统的政府回应机制和模式既产生了巨大挑战,也为健全和完善政府回应提供了新的思维和机遇。各级政府应该认识、理解并规范微博论政,从而以此为契机,健全和完善政府回应机制和模式,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

文章对近现代新闻史上"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原因及其主要表现形式进行了探析。形成原因主要包括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上讲,它与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清议传统密不可分,这一切都源于儒家的文化传统和这一传统孕育出的入世精神;从外因上讲,它又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密切相连,这一切又都源于西风东渐和这些理念在华的逐渐深入人心。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四个方面:深厚的爱国情怀;独立的报刊品格;鲜明的舆论倾向及明显畅快的文风等。

试论我国近现代报刊的“文人论政”传统

我国近现代报刊的"文人论政"传统,一方面延续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家国观念和"经世致用"传统;另一方面,又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武器,追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二者之间,看似可以协调一致,实际上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内在悖论。

微博论政与政务微博——与时俱进的政府回应性问题研究

政府的回应性是责任型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但随着微博论政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政府回应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的需要,政务微博成为了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的可行方式之一。现代民主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所有权和行使权的分离。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政府有义务回应社会各界的诉求和关切。政府回应性成为衡量现代政治制度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之下,人们通过选民代表表达诉求,而政府则对选民代表的提案做出回应。我国民众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回应性评价较低,政府的回应性亟待提高。导致我国政府回应性低下的原因既是由于我国公民缺乏参与政府活动的机制和途径,如公民听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公民上访等都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又是由于传统的政府回应方式,如新闻发言人制度等已不适应当前网络化时代的要求。微博作为一种新型媒体形式既能弥补公民参与政治事务途径不足的缺陷,又能为政府提供一种新的、有效的政府回应方式。

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嬗变过程

文人论政,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创了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先河。自此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41年里,"文人论政"的嬗变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1.萌芽期。从1874-1884年的十年中,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论说800余篇,标志着"文人论政"的萌芽。2.发展期。在王韬、容闳等人的示范和鼓动下,言论救国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思潮,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的十几年里,进入了"文人论政"的蓬勃发展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梁启超,他的报刊实践直接将"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高潮。3.衰退期。在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时期,形成了持续四年的新闻事业低潮,报人、报纸品格低下,报纸言论退化,"文人论政"从此走进万马齐喑的衰退期。4.复兴期。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从此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的运动中,《新青年》同仁以报刊为阵地、以笔为武器发表了大量的论说文字,打破了民国以来报刊万马齐喑的局面,标志着"文人论政"传统的复兴。

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

学者们多将新记《大公报》视为"文人办报"的典型,将其性质概括为"文人论政"。"文人论政"传统确实对新记《大公报》有深远影响,但作为一份现代报纸,它的性质已经超越了文人论政这个话语体系,迈进到现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范畴。从新记《大公报》的从业者角色定位和报纸功能定位两个方面来看新记《大公报》人论政而不参政,不与实际政治发生分外联系,不是启蒙者或政治家,而是职业报人;新记《大公报》奉行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原则,以新闻为本位,言论公正,意见多元,其功能定位为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这正是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文人论政与新闻舆论监督

大陆新闻学者方汉奇认为：所谓＂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一个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报纸,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声誉,摈弃低级趣味,重视社会效益,注意报纸的品位和质量。这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

战后普通知识群体的报刊论政——《观察》周刊“读者投书”栏考

"读者投书"栏是《观察》周刊专设的通信栏,供读者指陈时事、与同道交流,成为"文人论政"的一种特殊方式。研究发现,普通知识群体充当了政治和声者的角色,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对精英话语进行应和、延伸与补充,对实体政治的影响固然微弱,但在营造公共话语场域、推动公共舆论的形成、构建身份认同进而形成"知识人社会"等方面则功不可没。

中国近代新闻史视野下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兼论学人论政期刊的经营特色

《独立评论》是近代中国成功的政论周刊之一。该刊创办人是以胡适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因其学人论政的言论风格,在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影响颇大。本文从《独立评论》的出版与经营特色为视角,探讨其经理人黎昔非对《独立评论》的独特贡献;通过分析《独立评论》成功的内在因素,以期为世人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文人政论期刊的生存境遇与发展状态提供新思考与新角度。

抗日战争前夕的学人论政——以《独立评论》的“民主与独裁论争”为中心

《独立评论》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学人论政的产物。当时学人论政涉及多个方面,以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影响最大。这场论争由福建事变引发,以1934年底汪蒋通电为分水岭。前期的论争基本上是以胡适、蒋廷黻为核心在唱对台戏,这与两人所依附的政治权势密不可分。后期的论争显示文化精英在现实的政治操作与理想的制度追求之间艰难的抉择。无论汪、蒋合流或分裂,只要外敌仍存在,国内政治秩序的规范化没有解决,学理纷争就不可避免。

《大公报》编辑理念与“文人论政”

百年老报《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它以一张民营报纸的超然姿态,秉持民间立场,祈望以新闻舆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并由此形成自己的办报风格,其中尤以“文人论政”最为典型。《大公报》自创办伊始,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始终主导着该报的编辑工作,这一理念不但在几任总编(主笔)中连续传承,并且因此而吸引了大批文人学者为其撰稿,遂形成以评论国内外时政为中心的文人圈。这两方面构成《大公报》办报编辑的基本格局,也是《大公报》的影响力在当年被誉为不亚于一个政党力量的原因所在。

论大学生“微博论政”背景下的高校形势政策教育

微博以其迅猛的发展势头,正在成为人们主要的网络交流平台和重要信息来源渠道。它以其形式精简、功能强大、极强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以及其个性化的"自媒体"特征而深受大学生的喜爱,从而深刻影响着高校的形势政策教育的预见性和应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我们必须通过深入了解学生特点、全面了解微博以及不断提升形势政策教育工作者的学识修养和人格魅力等方式对大学生"微博论政"予以正面的积极应对。

《大公报》文人论政传统与《随想录》的传播

巴金的《随想录》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大公报》历史上形成的“文人论政”传统在“文革”后得到了有限度的恢复，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作为“政治窗口”的媒体角色构成了《大公报》新时期的言论环境，这对于《随想录》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佛刊论政——民国出版自由图景的一个侧观

太虚法师创办的《觉群周报》及其提倡的"问政而不干治"代表了民国时期僧人论政的高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出版自由的历史状况。在"问政而不干治"的编辑思想指导下,民国佛教期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言论,评说当时的国内国际时事,也为中国发展建言献策。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也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

文人论政与清末民初政局变迁

中国近现代报刊传统"文人论政"以报刊为载体解读时政和民生疾苦,揭示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变革的转型期,"文人论政"对政局变迁产生双向影响:以报刊为平台、斗争阵地和服务国家治理的工具,通过沟通内外信息,论战和舆论监督影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向,推动了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文人主体的阶级局限性很难做到论政而不参政,为清末民初的政治乱象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