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与元好问创作观的相似性析微——以《文心雕龙》和《论诗三十首》为考察中心

刘勰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文心雕龙》与《论诗三十首》亦震古烁今。生逢朝代更迭之际,二人皆有匡正文风之心,创作观亦存在相似之处。一则刘勰“修辞立其诚”观与元好问“以诚为本”观皆对创作者的道德、情感作出要求;二则刘勰重道和宗经,元好问明辨正体和伪体,二人皆推崇合乎中庸的“雅正”风尚;三则刘勰与元好问皆力主骨峻风清、刚劲健直的“风骨”之美。使用联系与比较的方法探讨跨文体、跨时代的文论观,对刘勰研究、元好问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被曲解的“曲学”

历来对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曲学虚荒小说欺”一句的“曲学”释义有二,一是乡曲之学,二是曲艺之学。前者更贴合词义语境和元好问的文学观。产生曲解原因有二:从内部文体特征看,曲体存在“虚荒”“俳谐怒骂”等美学特性;从外部社会条件看,金元之际曲唱艺术发达,不少文人采曲入诗,致使诗歌由雅变俗。为了解开误读,可从“曲学”词义衍变与元好问的曲学成就两方面考察。首先,“曲学”词义突变始自明代曲话,金元时期该词并无指代剧曲、散曲的相关用法,元诗属孤证。其次,元好问不仅首度变词为曲,有元曲开创之功,又善于自制曲,其本人不太可能有为张目诗学而贬低曲学之举。

元好问的“情志观”——以《论诗三十首》为中心

元好问的论诗诗体现的“情志”观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守诚,以“诚”为诗之本,反对伪饰,提倡真情;二是求真,强调主体真体验、真感受下的“自然天成”,批驳声律的过分雕饰;三是尚雅,提倡体正风清、朴质枯淡,反对语辞俳谐、险怪晦涩;四是重气,推崇清新刚健、蓬勃恣肆的淋漓元气。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自然美学观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以“自然”为审美旨归,具有多重蕴含,既是对艺术创造之本源问题的思索,也是对慷慨豪壮之审美风格的追求,还对如何创作进行了阐释。诗歌从天地自然中取材,成于诗人对社会生活和自然风景的真实体验及二者间的对话;应当以顺应人类天性,抒发真实而有生命力的情感;在创作过程中应以圆融自然为追求,学古人而添入时代精神,形诸笔墨时极力锤炼而不露人工痕迹,做到明白晓畅。不仅为挽救当时文风之弊指出了一条充盈着自然清新之气的可行之路,也为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多样化发展带来了启示。

钱谦益论诗诗对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承传与新变

钱谦益所作论诗诗《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在承传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基础上又产生新变。钱氏继承了杜甫尊重前贤、别裁伪体的思想,以批评当时的诗坛流弊。钱诗延续了《戏为六绝句》“戏题”的自况心怀,但也增添了走出“嗤点前贤”的矛盾、消解讽刺的紧张等意味。钱诗与《戏为六绝句》都是以近代视野和当世视野为论述重点,但不同于杜甫对时人的包容态度,钱谦益以自己的诗学为标准,将时人划分了阵营。《戏为六绝句》论述的内容可能不仅仅限于诗歌,这种现象在钱谦益论诗诗中更是蔚为大观,他论述了文学家、批评家、书法家、画家以及女性群体,且对后世论诗诗产生重要影响。

“终而皆贤于其初者”:《孔子诗论》的论诗原则及其阐释途径

“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作为《孔子诗论》的论诗原则,包含“初”与“终”两个层面的对比和递进演化,所看重的并不在于挖掘诗文文本本身的意义,而是从一种阐释学立场出发,从《诗》更深层的含义上来理解诗。在完成由“始”到“终”的阐释过程中,并非任凭天马行空的自我想象,随意断解,而是要立足于“礼”这一范畴,将“礼”视为论诗的文化价值指向和根据,通过比喻、比拟等修辞学手法以及相关的固定论诗模式,来探讨《诗》文本背后的精微之旨。在论诗过程中,强调主体性的敞开,从而完成《诗经》由诗本向经本的历史演变。

清代论诗绝句中的苏轼形象及其文学批评

论诗绝句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古代诗人常采用这一诗论形式对诗坛风气、文学现象以及具体的诗人及其诗歌展开讨论。作为宋代文学巅峰的苏轼,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少有的天才与大家,自然会受到此后历代诗人的关注与讨论,这在清代的论诗绝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清代论诗绝句对苏轼的评论主要集中于其卓绝的文才、忠诚的品质、诗歌的风格与特色以及与其相关的文学论题等诸方面。

清代诗人凌泰封的论诗诗——兼论凌泰封诗学思想

凌泰封是清代乾嘉时期安徽定远知名诗人,他饱读诗书,颇具才学,著作甚丰,现有诗集《东园诗钞》十二卷传世,该集共收诗670首,其中有30余首论诗诗因为涉及诗学理论、文学批评,并且能够反映出凌泰封的诗学观点而颇具研究价值。凌泰封的论诗诗涉及风格论、师承论、作家论等内容,具有较为鲜明的诗论风格。其中部分论诗诗反映了凌泰封崇尚雄浑壮阔的诗风,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温和自然的性灵诗观以及反对过分强调“诗有别才”等诗学思想。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论诗诗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型组诗所展示的诗史风貌;二是以辨体意识对于诗史的选择与判断。论诗组诗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辨体意识。论诗组诗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指向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学立场。作者以之评价不同的诗人、诗作就会产生鲜明的情感反差,从而激发了论诗诗中的活性因素。论诗诗不是抽象的概括或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审美意象来呈现其诗歌美学观念的,而这种审美意象产生的契机则是感兴的生发。论诗诗中的名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批评,而升华为一种诗性哲学。

清代论诗诗的新貌

论诗诗发展到清代大为兴盛,清人在杜甫和元好问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多有新创,形成了多彩多姿的风貌。前者如论诗话、论闺秀、论域外,后者如诗加注文和诗加序文。这些新拓展,对扩大论诗诗的内涵,弥补其形式上的不足,皆有重要意义。

释卜辞中的范围副词“率”——兼论诗书中“率”字的用法

殷墟甲骨文中的“率”字是上古汉语中的重要虚词,然而,这个虚词至今还没有被认识。本文就此问题试作论证,并附带讨论“率”字在《诗》《书》等早期文献书面语中的同类用法。 甲骨文中的“率”字(见字表1),是本世纪初由孙诒让和罗振玉所释的,这已成为确凿无疑的定论,但“率”字在卜辞中的用法,却至今未有确诂。叶玉森认为卜辞“率”字用为祭名或地名。于省吾起初把卜辞的“率”读为“膟”,说“契文言‘率’谓血脂之祭。

疏凿微旨 泾渭分明——从《论诗三十首》看元好问的诗学观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通过对魏晋至北宋诗歌作品的系统评论,疏凿微旨、泾渭分明地阐述了他的诗学观。他主张以“诚”为本,即“诚”是诗歌创作之根本;他主张以“雅”为准,即“雅”是诗歌风格之标准。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

论诗诗与南宋后期诗学批评

有宋一代,论诗诗是与诗话同等重要的诗学批评形式,研究宋代尤其是南宋后期的诗学批评及其审美建构,论诗诗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考察领域。文章着重从数量、诗学批评价值及繁盛原因等几个方面对宋代论诗诗作出考察。

非虚构性及历史性:“论诗及事”诗话的叙事考察

叙事是"论诗及事"诗话的基本表述方式,此类诗话以"非虚构"叙事、"小叙事"和"历史性"叙事为主,与小说、传奇、野史等有很大不同,对事件细节、情节不作过多铺叙,呈现碎片化叙事特质,从"见证者"视角叙事。"论诗及事"诗话追忆诗事,记录古诗生长的语境及存在状态,诗话之"事"可将读者带至古诗产生时的历史空间,对古诗历史时空场景还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阐释古诗若过于强调审美性、注重诗歌内部结构分析就容易造成脱离历史语境的"误读",或作品阐释的自我封闭,或脱离文本的过度阐释。

古代论诗诗概论

古代论诗诗概论赵永纪以诗的形式来论诗，在中国古代诗论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用整首诗专门来评论作家、作品。表达诗学理论观点的作品，虽然出现较晚，但越到后来数量越多，内容越丰富多彩，有对作家、作品和诗风的评论，有对诗学理论的直接阐述，也有对自己“诗心”的...

寒山的论诗诗

寒山诗集中,有几首论诗之诗,这些诗涉及寒山对诗歌的创作动机、功能与特征的认识,虽是只言片语,但若把它们集中起来放在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之下进行考查,会清晰地看到寒山的诗学观。寒山的论诗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促进了论诗诗文体的正式诞生,指明了禅诗发展的"典雅"方向,开启了以诗语禅的新思路。

论诗诗:立论与立美的双重建构

论诗诗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对于源远流长而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理论升华。对论诗诗立论与立美两个建构过程进行比较,把握其中的同构关系,是不可能靠形式逻辑,而只能凭借直觉的。论诗诗既是诗的理论,又是理论的诗;既含震慑人心的审美激情,又寓发人深省的理论于其中。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评苏诗的问题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在肯定苏诗成就的同时又对之作了不当的指责,这种指责的不妥之处在于:将别人的问题归之于苏轼;将政治问题与文学问题混淆在一起;而且对"风雅"的应有内容和实际的发展变化缺乏全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