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论语学案》探微

《论语学案》是刘宗周在万历年间教授学生的讲稿,代表了他不惑之年前后的学术思想。刘氏虽学宗程朱,但又深受心学影响,在理学和心学交汇下,其治学呈现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在《论语学案》的注释中有明显的体现。其一,重慎独,针砭王学末流;其二,统合理学、心学。

统合理学与心学的《论语学案》

为了扭转明末学风之弊,刘宗周在《论语学案》中,一方面袭用和辩驳朱学,不仅直接引用朱注,而且承沿"理一分殊""存天理,灭人欲"以及"主敬"等理学思想;不仅批驳朱子的经文解释,而且也质疑其诸如"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主张。另一方面承袭和修正王学,他不仅征引阳明之解释,而且还吸收其"良知为知""克去私意"及"心体"等思想;不仅直陈阳明学之不当处,而且还通过辟佛、重慎独以针砭王学末流。同时,他还融合朱王的道心和人心说,融合朱王之说解释"学"。其核心旨在不拘门户,博采众长,融通理学与心学,以维学脉于不坠。这也确立了刘宗周在理学史和明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学术史视野下的六朝论语学

论语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经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论语学发展史,六朝是论语学的成型和成熟时期。完成于该时期的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和皇侃的《论语义疏》等,形成了论语学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六朝论语学不仅在诠释手法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呈现出有别于两汉学者的新创。具体表现为:阐释方法的新变;《论语》被放大;孔子被拔高;论语学真正进入学术层面。

《论语》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较少,《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一书弥补了此缺憾。此书的特色在于从学术的层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诠释方式的发展与演变予以全方面、多角度地论述,注意吸收学界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探讨《论语》在政治、教育、社会风尚与宗教方面发生的作用和价值。

“时中”之学:“论语学”根本义

“时中”是“论语学”的重要思想之维。“时中之学”的根本要义就是,君子要以“仁”为中心,根据具体情况,有道则行,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恰知时宜、知时达变、因时而化、与时俱进、进退得中、因地制宜、灵活而动、一以贯之。“时中”,以天为则、以天为法、以天为理,以天为志,则天、法天、理天、志天。在天命、天则、天志、天理的超验敬畏下行“天德”。“人文”法“天文”。畏天,敬天,顺天、应天。天生德于予。“天”是超验的存在,“天”(有时候表述为“上”、为“帝”)是孔子的终极信仰。“论语学”本来就有宗教性、超验性的面向。“时中之学”乃“论语学”的根本义、究竟义。

董仲舒论语学视野下的政治哲学探微

董仲舒以论语学为思想基础主导了他对汉代政治哲学的反思与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汉武帝继位之初提出了天人三问,这三问既囊括了他对天道、人道和王道方面的困惑,也涵盖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三个基本命题,即政治的必然性问题、政治的可能性问题、政治的目的性问题;董仲舒围绕这三大问题的反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在为汉武帝改革提供思想资源的同时,董仲舒也完成了自己以天证道的学术范式创新和学以致用的儒学实用化革新的双重使命。

《论语》及论语学记载失误考论

《论语》以及围绕《论语》研究而形成的论语学 ,因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被众多典籍所著录。然而 ,即使是一些权威著作 ,在著录过程中也难免产生错误。兹摭取所见问题较为严重者试作考论 ,希望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探析

刘宗周《论语学案》与黄式三《论语后案》同为浙东学派研究《论语》之经典。在注解原则上,《论语学案》志在教化,《论语后案》还原经典。在义理阐释上,《论语学案》求心之要;《论语后案》则对心颇为警惕,并将求心之要转化为寻礼之本。在解经方法上,《论语学案》直抒己见,《论语后案》重视考据。

《孔子家语》与新时代“论语学”的建构

《孔子家语》《论语》皆为孔门后学整理“孔子遗说”后的材料。《论语》是“孔子遗说”中“正实而切事”者,是孔子“遗言”的选编;《孔子家语》是其余材料的汇编,二者属于同根同源关系。《孔子家语》流传过程中,孔安国的整理和王肃的注解至关重要,为后世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孔子遗说”。有人怀疑《孔子家语》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信奉了唐代学者颜师古“非今所有《家语》”的说法。随着新出文献的不断面世,《孔子家语》成为人们心目中“孔子研究第一书”,在新时代“论语学”体系建构过程中理应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廖平论语学著述汇考

廖平的论语学著述是他全部著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界虽有对廖平著述进行考证的专著和论文,但对他的论语学著述考证不全。廖平论语学著述包括存佚不明类,如《论语微言集证》《论语汇考》等;尚存书籍类,如《论语汇解凡例》《论语微言述》等;单篇作品类,如《会试朱卷·子曰行夏之时》等。考证这些著述,有利于加深廖氏论语学的研究。

游走于历史与哲学之间的《论语》学研究——《论语学史》书评

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经典，《论语》在国内和国外学术界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不同历史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不仅梳理了古代研究《论语》和孔子思想的文献，而且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分析孔子及其思想和学说，有助于我们深化和拓宽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君子”之“学”与人伦场域——论《论语·学而》的思想主题及伦理价值

《论语·学而》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学而》中有很多思想议题,各思想议题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用“君子”之“学”把各章的思想串联起来。“君子”是在人伦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学”成长的,通过“学”成就的“君子”不仅具有人格的独立性,还保持了趋向于自我完善的超越性。“君子”是人伦的典范,促进了人伦关系的优化。人伦是人的现实的生存场域。“学”丰富了这一场域的意义内涵,从而以君子的人格撑开人伦而成圆道。“君子”在自我成道成德中促进他人成道成德,个体通过“崇德”深化人伦关系的伦理意义,并以个体成道成德为价值归宿。圆满的人伦场域与圆满的个体人生在这种伦理关系中达成一致,则可以说此为最高境界的圆满的善。

《论语》学史上的柳宗元

柳宗元将《论语》编纂者考定为“曾子之徒”,将《尧曰》首章主旨推定为孔子的“讽道之辞”,将“乘桴浮于海”训释为“复于至道而游息”,体现其《论语》学的三大特色:“以知道为宗”,通经致用,援佛入儒。在中唐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柳宗元《论语》学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论语》中挖掘“大公之道”,为打击藩镇势力、重建“大一统”皇权专制政治提供理论支持;其次,援佛入儒,挖掘《论语》心性资源,为儒学复兴指明一条新路;第三,抛弃章句之学,空言解经,标志着“汉学”传统的终结与“宋学”传统的开启。柳宗元《论语》学的理论观点与学术方法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中国论语文献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对20世纪中国论语文献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与回顾,同时就论语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论语文献学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研究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为浙东学者刘宗周与黄式三研究《论语》的力作。在《论语后案》中,黄式三采用了刘宗周、万斯大、全祖望的学术观点,展现了对浙东学派的继承和反思。比较《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在诠释经义方面,展示了从意义的理解到文本的还原之异趣。在学术思想方面,从《论语学案》的重心演变为《论语后案》之崇礼。在文学气象方面,则由《论语学案》的崇气象嬗变为《论语后案》的重考据。从《论语学案》到《论语后案》,一方面展现了《论语》研究的传承,另一方面则为研究浙东学派思想的变迁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魏晋玄学“论语学”及其三玄玄理

一魏晋玄学“论语学”的定性及其诠释前提 与两汉“论语学”（主要指两汉经学思潮影响下的《论语》注解）相比，作为魏晋南北朝“论语学”（主要特点为重义解新学）的组成部分，玄学“论语学”的解经特色与汉代训诂旧学有明显差异；同时，由于玄学的特点及其与《论语》原典的互动，魏晋玄学“论语学”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

两汉经学《论语》主要有四大注经特色:其一、思想内容上,秉承孔子及其先秦儒家的传统,尚仁义,崇道德,讲教化,重修身。其二、治学风格上,汉注偏重训诂解经。其三、汉儒基于元气论及其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的学说,局限于儒家伦理现象的表层和浅层次的道德说教而就事论事;其四、汉儒仅限于人伦现象的表层,注重名物训诂和典章制度,尤重讲礼制及其沿革、多记载一些历史掌故。通过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之研究,可以透视两汉经学思想的复杂性。

朱熹诠释《论语》的学术历程与学问宗旨

朱熹共有五部论语学著作传世,其中最能代表朱子论语学学术成就并借以构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著作是《论语集注》。朱熹对《论语》的诠释过程也与他理学思想的成熟过程相始终。朱熹诠释《论语》的学问宗旨是二程之说,而其最终的目的是在于发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探索圣人之道,重建儒家道统。朱熹的《论语》诠释开创了理学论语学的时代,把论语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