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德烈·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看庞德《论语》翻译

文章以安德烈·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提出的诗学因素为理论支撑,详细论述了庞德《论语》译文中所体现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及创作技巧,以此来探析庞德诗人身份对其《论语》翻译的影响。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典籍翻译——以《论语》翻译为例

生态翻译学的概念是由国内学者胡庚申提出的全新翻译理论,该理论为翻译的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文章尝试用生态翻译学的"三维"原则指导典籍翻译,并以此解读《论语》的翻译。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语域分析与《论语》翻译研究

语域是语言的功能变体,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韩礼德语域思想的系统梳理,厘清了情景语境、语域和语篇的关系,明晰了语域的主要功能,指出语域不仅有预测功能,还有衔接功能。文章最后以《论语》中歧义较大且很有代表性的章节为例,从语域对等和语域衔接两个视角分别对其5个影响大且有代表性的英语翻译文本进行了讨论,较好地验证了语域分析对《论语》英语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从而为《论语》英语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当代《论语》翻译研究的理论图景——兼评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

《论语》翻译研究是中国典籍翻译问题的集中体现,在当今时代有着丰富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在现实语境和学术语境的双重变革影响下,当代《论语》翻译研究已然超越了如何译好《论语》这一朴素的主题,发展成为以经典的跨语际诠释为核心的、融合多元学术进路的问题平台。《论语》作为"开放的文本"在诠释过程中不断被重构,其翻译问题有着深刻的诠释学学理基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分别为《论语》翻译研究开创了以共时性、描述性和语篇性为特征的语言学进路,和以历时性为特征、高度关注翻译的文化塑造力量所牵涉的话语、权力、政治等问题的文化研究进路。本文借助"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所汇集的成果,较为全面地论述这一平台在当代呈现的问题方式和理论图景。

《论语》翻译的他者与我者文化视野

翻译方向、文化主体身份、译本生存环境等因素影响着译本的最终形态。其中,译者的文化视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翻译作为"他者"与"我者"的较量区,反映了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相遇、相交的情状。《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著作,在其三百多年的译介史上产生了六十多部译本。这些形态各异的译本产生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并带着文化环境的烙印。据此,它的译史可被划分为儒耶对话期、构建新秩序期、异质回归期。在这些时期中,译本经历了他者向我者、归化向异化的逐步变迁的过程。

西方学者的《论语》翻译与文化利用

西方学者《论语》翻译中的文化利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西方哲学和宗教文化概念代替中国思想;二是从中国经典中寻找《圣经》的痕迹;三是利用翻译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论语》翻译中的文化利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也要反对那种抛弃原文精神实质的滥用。

辜鸿铭与其《论语》翻译

辜鸿铭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其英语造诣颇高,具有独特的思想。辜鸿铭所译《论语》以其独有的翻译风格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本文拟从辜鸿铭其人入手,探讨其保守主义思想在《论语》翻译中的体现。

国内1990-2012年《论语》翻译研究现状及不足

较之于《论语》翻译现状,国内对其译本的研究关注度不高。文章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27种外语类或语言类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分析了二十余年国内对其研究的现状、发展态势及存在的不足。希冀在今后的《论语》翻译研究中能够对相关问题有针对性的推进和深入。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比较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译本的显化程度

对于理雅各(James Legge)和辜鸿铭的《论语》翻译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理雅各和辜鸿铭对于《论语》的翻译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语言表述。本文着重探讨两位译者在翻译《论语》时主要的目的、两篇译文的显化程度以及目的和显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在了解翻译目的的基础上,分析两版译文的显化现象,致力于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希望能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以及其他类型翻译文本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从勒菲弗尔四层次论看《论语》翻译——以理雅各和辜鸿铭英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提出翻译四层次:意识形态、诗学、论域和语言。该文以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为例,运用勒菲弗尔的四层次论对比分析译本的风格特点,说明四层次论对《论语》翻译风格特点的形成产生影响。

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跨文化互释

在鸦片战争后西学东传的背景下,辜鸿铭坚持“东学西行”,向西方宣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辜鸿铭的“交互”文化背景和他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使他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采取“以西释中”的翻译策略来推介中国文化。其翻译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多维对话,沟通中西文化;概念拆解,凸显儒学思想的普世价值;文体套嵌,增强读者认知;意象比拟,消除读者陌生感。辜鸿铭使用“以西释中”方式对《论语》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丰富了原文本意义,找到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阐释和表达方式。其译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是中西两种文化、思想的对等和互补。

从意识形态解读庞德英译《论语》的“不忠”现象

通过意识形态分析,重新解读了庞德英译《论语》中的"不忠实"现象。庞德翻译的《论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及庞德个人的意识形态:对新诗学的追求以改变维多利亚时代单调低沉的风格;对新的伦理道德的传播以求拯救日益没落的社会秩序等等。要对其译文做出公正、历史的评价,而不是简单地将原作与译作进行对比,并做出忠实与否的判断。

典籍英译心里要有读者——序吴国珍《<论语>最新英文全译全注本》

吴国珍的《论语》新译体现了典籍英译(乃至所有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则:心里要有读者。吴国珍做到这点的办法包括加英文详注、提供原作者的详传、提供重要术语介绍、采用平实的译文语言,等等。他还注意吸收《论语》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在译文里。这对于我国的典籍外译事业具有启示意义。

文化协调视角下儒学术语的英译问题——以《论语》中“仁”的解读为例

儒学术语翻译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同一术语的翻译版本众多、概念表述不完整、文化内涵的丧失、甚至是误读误译等。借助术语学和翻译目的论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协调的视角尝试分析译者的文化协调能力对儒学术语翻译的影响,并以《论语》英译本中"仁"的翻译为例,对比分析各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差异。研究显示:在目前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儒学术语解读和翻译应遵循术语翻译的原则,在历史的动态演变中把握术语的内涵,运用音译加注释的方式翻译儒学术语以保留中国文化的韵味。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从阐释学视角评析《论语》两个中英对照译本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文言在当今中国似乎已成明日黄花,无论常人,即便专业学者亦不敢轻而待之。故古籍翻译中如何再现作者原意,成为今人能否真正理解原作关键。古人作品中不朽之作若《论语》,倘译本只传带其皮毛表征,失之洞悉原作之要髓,却是一大憾事。拙作拟从西人所谓阐释学视角,对《论语》两个中英对照译本中误解原文导致误译种种凡例予以订正,阐明笔者所认为正确的文本阐释、翻译观。

以层次分析法为依据的《论语》俄语译文的分析及评价

本文对《论语》的俄语译文(译者是Л. С. Переломов)进行分析与评价,并将译文中的错误归为三类,即词汇上的、语法上的和修辞上的错误。对译文的评价标准是译文与原句语义上的对等程度。评价《论语》译文的过程中,以层次分析法为主要依据。第一,层次分析法用来检查作者自己翻译《论语》的例句。第二,用来分析并评价译者做的语法上的转换。第三,用来研究上古代汉语虚词“者”、“所”的句法作用。句子结构图上虚词的用法立刻变得显而易见。本文同时强调层次分析法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分析法不区别汉语的被动句和主动句。除此之外,层次分析法一般不帮我们发现词汇上的错误,如果这些错误不引起语法上的毛病的话。因此在层次分析法之外,一定要考虑语义分析的结果。本文的分析说明贝列洛莫夫先生作的译文(杨伯峻,贝列洛莫夫)值得较高评价。我们分析的十五个句子中,只有六句在语义上与原句不相吻合。

论生态环境对译者的影响——以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为例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翻译译者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它既是制约译者适应和选择的各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适应与选择的前提和依据。该文试以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为例阐释生态环境对译者的影响。

《论语》中的“教”与“诲”及其英译

本文重点讨论了《论语》中“教”与“诲”二字的区别及其在英译时的不同处理,旨在厘清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免在对外宣传或翻译中出现偏差。

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亚瑟·威利的《论语》英译本为例

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忽视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使译者的处境尴尬,不利于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本文借助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从阐释学视角对亚瑟·威利翻译的《论语》译本进行分析,从翻译过程的信任、吸收、侵入和补偿四个方面探讨,以期证明译者主体性在这四个步骤中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