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辑佚的苏轼《论语说》研究——苏轼“海南三书”论之二

今传苏轼《论语说》为后人辑佚所得。苏轼的《论语》解读,多对孔子思想的格言式表达作了较细的剖析,体现了自己亲仁好仁而不违仁的基本思想、因循孔子兴礼乐行中庸的主张,在不乡原非中庸时选择狂狷,并在说《诗》时以无思无为为“思无邪”的至境,以口手相应的平易表达为辞达的至境。

苏轼《论语说》流传存佚考

苏轼《论语说》曾是朱熹、王若虚等学者引录和称赞的重要学术著作，其书明代已佚。本文对《论语说》成书、流传与散侠过程进行了系统考述，并介绍了近时对该书的辑佚情况。

苏轼《论语说》辑补

苏轼《论语说》明代已佚 ,清末张佩伦曾有辑本 ,但未传下来。 1992年卿三祥、马德富二先生又重作辑遗 ,是目前较完整的《论语说》辑本。本文在卿、马二氏所辑外 ,补充辑录了《论语说》遗说 10余条 ,可补文献不足之缺。

颜延之《论语说》的流传、真伪及撰作缘起考论

颜延之《论语说》凭借皇侃《论语义疏》而保留了部分内容,今仅存十六则。今本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注疏》不伪,那么其中引录颜延之《论语说》也当可靠。考察今存颜延之《论语说》的内容,当是义疏之学,是给门人弟子讲《论语》之讲义,或在讲前预写,或在讲后由听者集录。颜延之讲说《论语》,盖在元嘉十一年至元嘉十七年间(434—440)屏居里巷时。

范祖禹《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范祖禹的《论语说》既具有宋代理学《论语》学的一般特色,不但重视对《四书》的融贯性解读,而且倡导立诚成圣,着力阐发人性论和"礼"与"理"的关系;也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不但注重引史证《论》,而且重视对经世之学的抉发,因此在宋代《论语》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苏轼《论语说》三题

苏轼《论语说》是其身处人生逆境之中完成的重要经学著作之一,他自己十分珍视。正如他把黄州、惠州、儋州之贬视为“平生功业”所在一样,完成于黄州、定稿于儋州的《论语说》,是他对《论语》“蕈思”“深念”的自得之作。他对孔子思想的阐释,不受传注成说的约束,注重根据自己的认识体会直取本意,故能“时发孔氏之秘”。毫无疑问,贬谪时期所取得的经学成就,是苏轼平生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论苏轼《论语说》的新异与特色

《论语说》是苏轼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但一直以来因为散佚使得世人难以窥见其面目。现在有幸通过近人辑佚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出《论语说》的基本面貌。它明确融佛、道于儒,阐释一些儒学概念;解说中辨析烛微,不为尊者讳;用学者兼文人的眼光审视《论语》,校正了许多错误,拉近了经典与现实的距离,为经典的阐释方式带来许多新奇。这自有其学术史上之价值。

《洪兴祖〈论语说〉辑佚》补正

洪兴祖《论语说》是宋代重要的经学著作,惜乎不传。《洪兴祖〈论语说〉辑佚》一文据《论语集注》、《论语大全》辑佚二十五条,亦间有疏误。今补充《辑佚》漏引二书之2条,并据《论语或问》补17条、据《四书通》补13条、据《论语集说》及《经典稽疑》补4条,共增补36条。另将《或问》、《四书通》所同于《大全》者进行比较,纠讹正误,以显《论语说》之原貌。据此可窥洪氏论语学考证精详、说理透彻之特点。

鹿善继《论语说约》的诠释特色

《论语说约》是鹿善继教授学生的教本,不仅能体现鹿氏的学旨,而且也能集中反映其经学思想。在书中,他既传承和发展阳明学,倡言心本论和反求诸心,又扬弃程朱理学,力图调和朱王之学。既注重实践,主张将知行合一与实践搭挂起来,认为认知心性、修养习性都离不开实践,又注重合学业与事功为一体,在《论语》学史上和阳明学传播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程廷祚《论语说》与清初尚实学风之兴起

程廷祚的《论语说》秉持颜李学派崇尚实学的学术传统,以求实为基础,将社会现实问题投射在经学研究的文本之中。程廷祚追寻经典之道统,去虚务实,疑古辨伪,不拘汉宋门户,不唯师说,在研究《论语》的过程中着重强调"经世致用"之思想。《论语说》不仅对清代《论语》诠释学的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还成为了颜李学在江苏、安徽等地传播的重要媒介。

《说文解字》引《论语》异文解诂

《说文解字》所引《论语》异文大致分为以下类型:通假异文、古今字、异体字、同义词等。其中,由通假和异体造成的异文较为常见。在“荷蒉”与“荷臾”异文中,“蒉”“臾”为通假异文;在“亵裘”与“絬衣”异文中,“絬”“亵”为通假异文,“裘”“衣”为近义词替换;在“善射”与“善?”异文中,“射”“?”为异体字;在“斯滥”与“斯?”异文中,“?”是为“滥”的引申义而造的分化字;在“狐貉”与“狐貈”异文中,“貉”“貈”系声符替换,为异体字;在“彬彬”与“份份”异文中,“彬”“份”应为通假异文,也不排除为异体字情况。

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蔡节及其《论语集说》述论

活跃于宋理宗时期的蔡节,是永嘉学派传人。尽管他与朱熹后学交往密切,任职地方期间兴建书院,举荐理学人才,推动程朱理学传播,而且其《论语集说》亦大量征引朱熹之说,但他并非朱子学派成员,被视为宗朱之作的《论语集说》,实际上应是永嘉后学《论语》诠释的代表。《论语集说》在文献征引上的拓展,透露出以《论语》诠释为中心、以性理之学为本位、集诸儒之大成、续二程之“道统”的思想意图;在诠释体例上的创新,既能够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又有利于突出自己的独到观点,从而使之成为折衷诸说、自出机杼的《论语》诠释佳作;在思想义理上的融会,将永嘉之学本有的性理与事功两个面向统合到对“天理”的真知与实行,反映出永嘉后学对事功的性理回转,构成永嘉之学在南宋后期演进的重要环节。

杨应秀《论语讲说》对朱熹哲学思想的扬弃

杨应秀记录了求学时听到的师生之间关于《论语》和《四书章句集注》的讨论,采用语录体写成了《论语讲说》一书.在书中,他继承朱熹的"理"本体论思想,重点论证了阴阳二气存在的合理性;心性论层面上,他选择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与物皆有"仁义礼智信"五性,并提出了除"道心""人心"之外的"知觉之心";工夫论层面上,他主张"知行合一",也可按情况对一方有所侧重,还强调"知"重在积累,"行"需符合"恕"的要求.通过对《论语讲说》的研究可见,杨应秀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朱熹的思想,却未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思想特色.

孙肇兴《论语约说》的解经方法及特色

《论语约说》是孙肇兴对于《论语》的自我诠释,反映了其精神旨趣和经学研究特色。在《论语》诠释中,他极具创新之能事,一方面注重释文时的字词、语气,又援引佛学,儒佛俱显;另一方面,孙氏对朱注有所延伸、驳正,又独抒己见,在明清易代的经学研究中独辟蹊径,彰显了与众不同的时代特色。

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论语说》初成于贬官黄州期间,在诠释过程中,苏轼利用《论语》中的某些思想资料,结合时代主题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打破成见,自出新意,呈现出了疑经改经、杂采众说、阐发性命之说和掘发政治意蕴的诠释特色,在《论语》诠释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朱、张思想异同及理学演变--《癸巳论语说》之辩与《四库提要》之误

张栻《论语解》是在与朱熹的切磋中反复修改而成,由此形成了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四库馆臣无见于此而得出的朱张意气之争、朱子之辩未足为据等观点不合事实。朱、张《论语》之辩反映出二者为学之别:南轩尚固守谢、杨之矩步,囿于以理学解经;朱子则突破洛学,会通汉学,着手建立融理学与经学、汉学与宋学为一体的经学新典范。朱、张之辩启示我们,应以历时动态的眼光来理解学者的思想演变,对理学思想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持有相应的认识,如朱张学术理念的差异即直接影响了理学思潮之消长演变,且于今日儒学之述作仍具参照意义。

苏轼《论语说》辑佚补正

《论语说》是苏轼一部重要的经学著作,惜已失传。今人卿三祥、马德富、舒大刚诸先生为之辑佚补苴,搜罗甚富,力求还原此书原貌,足以嘉惠学林。然其中辑自《四书朱子本义汇参》数条之可靠性存疑,有待商榷。本文一一加以辨析,并据此发现《历代名贤确论》一书可以为《论语说》辑佚提供新材料数则,均辑出并列于文后,以资补遗。

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

日本幕末与明治时代接连诞生了两部《论语》新疏,一部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另一部则是竹添光鸿的《论语会笺》。这两部新疏是日本儒学史乃至整个《论语》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两位作者也是著名的儒学家,但是在我国学术界,长时间以来几乎不知二书的存在,即使是日本学界,关注者及相关研究亦甚少。实际上,安井息轩于《论语集说》最为用力,在其晚年才得以杀青,而《论语会笺》也是竹添光鸿经过长期地修改校订而完成的会心之作。然而迄今关于《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的研究,大多都没有注意到安井息轩与竹添光鸿的校勘学成就,对于《论语集说》全无论及,而关于《论语会笺》则仅举其所用互校的本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