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皇侃《论语集解义疏》

在六朝所有义疏体著作中,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是唯一保存至今的一部,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本文揭示了它在断代词汇史研究中的参考价值,分析了新词新义、佛语词等重要词汇现象。

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从《论语集解》到《论语义疏》

汉魏之际,经学开始酝酿一场变革。《论语集解》把汉代四家大儒的《论语》注汇集到一起,又采入魏初三家注释,并加上编者自己的注解,以此来改革汉代经学,缔创魏晋新学。此后,晋代李充、江熙等人相继仿效何晏《集解》体制,不断集结当代各家《论语》注释,使《论语》融入到玄学的大潮中。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则充分利用前人集解成果,集六朝《论语》注疏之大成,书中的主体思想反映了魏晋六朝儒道会通的主题,是玄学背景下《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论语集解义疏》篇序初步研究

南朝梁代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是北宋前惟一完整存有篇序的《论语》注本,其篇序主要从首章出发分析篇义,将鲁《论语》二十篇理解为绝对的前后相次关系,在认识上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不够合理与科学。但篇序对一些篇名较早作出了较为合理的阐释,又有其贡献。

《论语集解》以玄释儒辨

旧常谓《论语集解》以玄释儒,语涉玄虚。本文以为其实不然,并以《论语集解》成书之经过、《论语集解》著作之体例《论语集解》旧谓玄虚处辨等三种途径析之,以证明《论语集解》实恪守儒家之学,所谓以玄释儒实不可信。

《论语集解》何晏注初探

在何晏《论语集解》中,何晏自己所加《论语》注文极具汉魏注经的两面性,充分显示了何晏《论语》注由两汉经学《论语》向魏晋玄学《论语》的过渡性特色:从注经风格上其基本属于汉注系统,但不乏重义解的魏晋新学风:何晏既承袭了汉儒注经的重字词训诂、稍讲阴阳五行,又决不征引谶纬;更是在其少部分注文中偏重义解,不过其大多数的义理发挥又不离字词训诂;从汉晋间论语学的前后走向看,何晏《论语》注透露了一些玄学信息,将一些儒学观念初步玄学化,更规定了以后魏晋《论语》注经的主要发展方向;若具体到其《论语》注与魏晋《易》、《老》、《庄》的关系,何晏则较为系统、全面地以三玄之学注解了《论语》,并有意使其玄学化。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版本研究述评

南朝·梁皇侃所撰《论语集解义疏》在南宋末年流入日本，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重返中土，现今国内各种版本，可粗略地分为两个系统：丛书本和善本。丛书本系统包括《知不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古经解汇函》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善本系统保存了三种，分别为清代名家陈澧、袁廷■、王艺孙批校。

何晏《论语集解》探微

《论语集解》是目前全帙具存之最古《论语》注本，也是“十三经”中的第一个集注本。它虽成于众人之手，但何晏在其中起着决断作用。它不仅创立了集解体，保存了大量的古注，而且“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增加了许多词丰义富的新解释；其序文不仅探讨了《论语》的撰集者、內容、版本和传授情况，而且历数了《论语》研究方法的演变。其注释中少有玄虚之语，后人以此来攻击何晏等人是不正确的。它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元覆宋本《论语集解》之误写与误刻

元覆宋本《论语集解》不论是《论语》文本,还是《集解》文字,都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最好的本子,因而在论语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在《论语》经文和《集解》注文两个方面,也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误写与误刻,主要包括:音近而误,形似而误,张冠李戴而误,多字少字而误及其它。指出并纠正这些失误,对论语学的研究及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单集解本《论语集解》版本与源流考论

单集解本系统《论语集解》版本与流传涉及较多争议的,是西夏文《论语集解》、"宋监本"《论语集解》和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西夏文《论语集解》其实是根据北宋陈祥道的《论语全解》翻译而成。"宋监本"《论语集解》实际乃是南宋中期福建刘氏天香书院私刻本,该本非是延自六朝至北宋以来单集解本系统的流传,较之皇疏本更不可能与日本正平本存在所谓"同一祖本"。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之岳氏非是南宋岳珂,该本应是元初宜兴岳浚严格按照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原本覆刻,都是同出于邢疏本系统非严格意义上的单集解刻本。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中的疑问句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中出现了几种为中古汉语所特有的疑问句新形式:“那”字句、由“为是”和“为当”复合的选择问句以及多种否定词构成的正反问句。在汉语语法史研究方面,皇疏具有特殊的语料价值。

从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看《汉语大词典》的缺失

把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与《汉语大词典》对照 ,后者在收词、立义、书证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缺失。本文举出的例子可供《汉语大词典》

何晏《论语集解》的成就及影响

《论语集解》是我国训诂史上第一部集解体训释专著,它打破了两汉学界的师法门户之限,杂糅古今经学,吸收了汉魏以来八家学者的优秀成果,援道入儒,训释简洁精当,不但本身成果卓著,跻身于《十三经注疏》之列,亦能破除两汉注经的烦琐和阴阳五行之说,给经学注入一股清新简洁之风,也导致了魏晋经学“儒道兼综”思想格局的形成和经学的玄学化,可谓影响深远。

《论语集解》训释思想上的特点

《论语集解》是两汉长期古今经学之争后出现的第一部集解体训释专著,它的训释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杂糅古今,以古文经学为体;集众家所长,又能精心裁剪,力求保持一章中的训释的统一性;取舍明晰,注一处多只取一家之言,偶有并存之处;多处引用《周易》、老庄之言解经。

《论语集解》注解“A,不+B”结构的分析

《论语集解》注解中存在着"A,不+B"结构。A是被解释的部分,而"不+B"是用一种否定形式表达的解释部分。虽然大家普遍认为肯定形式做注解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否定形式的注解却以一种更简练、更准确的形式存在于很多注疏当中。文章从语法的角度分析否定结构的注解。

《论语集解》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论语集解》产生的原因与背景,既关系到六朝论语学与儒学的诸多情况,又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状况、选举用人制度等密切相联。对之加以探讨,兼具学术史、思想史等多方面价值。

《论语集解》的作者问题

《论语集解》是论语学上的一部重要书，首创古籍注释中的集解一体，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是其作者历代典籍记载不尽相同，现又多题为何晏所作，《集解》究竟为何人所作，值得探讨，本文从历代典籍的记载出发，加以分析推测，试图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启示。

日藏青莲院古钞本《论语集解》的补空问题——兼论古文献双行小注的书写问题

日藏青莲院古钞本《论语集解》的双行注语末尾出现了大量的于文义无关的虚字"也""之"等。有些情况是疑似虚字补空现象,而有些情况又不能用虚字补空来解释。经过细致精密地梳理,发现该古钞本不存在虚字补空情况,它其实只是忠实地反映其所依据的底本的文字原貌而已。文章还根据古文献虚字经常被增删的客观事实,分析了古代一些误读产生的原因。

圣人作教论——以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窥探

孔子的称呼,在魏晋南朝有一个隐微的转变:从圣人到圣师。与之相伴随的,是东晋《论语》诠释中“圣人作教”说的兴起,这一提法在萧梁时达到鼎盛,集中表现在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直接将《论语》定性为“遍该众典以教一切”的教典,并对“圣人作教”做了系统的阐发,延伸出贤人助教等命题。这种趋势的形成,用王弼“举本统末”的思想来看,可以说是玄学的“举本”精义经郭象达到鼎盛后,转而对“统末”深蕴的发挥;从李充“老庄明其本,圣教救其末”的提法来看,则反映了西晋以后,对圣教济世的呼唤;而在东晋佛、道教并兴的背景下,强调孔子作教、孔门弟子助教,又有儒教自我标识的意味;玄学化的圣人作教与助教的贤人,则包含着学者对理想天子的期待以及对自身的安放。

《论语》成书考--兼论何晏的《论语集解》在《论语》流传中的地位

本文通过爬搜诸史志及重要书录研究认为,《论语》作为一部师生问道的语录体著作,其作者非一人,成者非一时;早期《论语》的流传,凡分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其后的篇数渐趋定型,其间有张禹、郑玄、何晏的功劳,尤其是何晏的《论语集解》一书在《论语》流传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法藏敦煌写卷P.2681+2618《论语集解》研究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若干件敦煌本儒家典籍,其中编号为P.2681+2618的敦煌写卷为《论语集解》,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卷印证了唐代归义军时期对儒学的恢复与重视。同时,敦煌写卷中保存有大量的古注,对儒家经典整理和校勘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