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州县司法中的人为与讼累——基于《殷韩氏控廖永年等蓄谋罩占案》的分析

明清州县司法体制给涉讼双方造成巨大讼累多系人为的非理性因素造成。诉讼两造采用的虚构、阿谀的“饰词兴讼”诉讼策略只会弄巧成拙,不利于官府查清案件实情,讼师在背后点拨怂恿,使讼民深陷此种虚浮的策略模式中;州县官衙采用的裁剪事实的理断策略只能加剧涉讼的劳命伤财,滞后案件的审理进程,民众的父母官情节则使讼民不愿轻易退出诉讼。帝制下州县理讼体制所形成的巨大讼累促使百姓偏好于简便高效的民间息讼方式。明清州县司法模式中的人为非理性因素缘于官与民之间时空上的疏离以及家族与国家逻辑关系的错乱。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司法有必要适度推行客观化、理性化与普遍化的科层体制,但这又是帝制司法所无法独立完成的变革。

讼累与清代司法的伤害功能——对传统无讼观的反思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以无讼为价值取向,并认为传统中国在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种价值取向。其实,官府推崇无讼其中还有务实性因素,即害怕司法给百姓带来"讼累"。司法本来是官府提供给百姓的救济渠道,但这种渠道反而给百姓带来伤害,此所谓"司法的伤害功能"。正是由于这种伤害性结构的存在,官府在司法上不得不保持一种谦抑的姿态,对于可以不管的案件,尽量推给民间解决,以减少对于百姓的伤害和社会秩序的冲击。

官司讼累生态与徽州民间调处解纷偏好——依据明清徽州文书的解读

明清时期,我国一些区域尤其是江南地区是否已如学界所言形成了“健讼”民风?徽州文书特别是诉讼文书档案并未证实。透过徽州文书可以看出,州县司法由于理讼效率低下、民刑程序不分、贪腐横行及交通困阻等因素,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讼累。在官司讼累余悸之下,百姓自然形成了通过民间调处尽快了结纠纷的选择偏好,在州县司法的告诉前、审理中与判决后三个阶段,民间调解均发挥着全方位的重要作用。这一偏好的形成,与民间调处成本、低效率高,官府对民间调解的鼓励依赖,以及民间调处更有利于修复关系等原因有关。传统官僚政治体制的公共服务能力(特别是理讼能力)的严重缺陷,只能由民间社会的有限自治功能(特别是解纷自治功能)来加以弥补。

明清讼累生态与徽州民间调处解纷偏好

徽州地方司法中的百姓讼累体验1.官府理讼效率低下中国帝制下的州县衙门职官人数少,只有一名正印官与几名佐贰职官,但正印官必须对辖区内的“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诸事务负责,理讼只是其职责之一。

马虎应诉,徒增讼累为哪般

1.迟交费,起诉并未成诉讼案例:退休干部老吴系一起借款纠纷案件的原告,案件经法院经济庭审查立案后,法院书面通知其自接到该通知的次日起7日内预交诉讼费用。但老吴既逾期未交,亦未在此期间提出缓、减或免交诉讼费的申请。法院遂裁定本案按自动撤诉处理。点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预交。

无讼是求:中国古代证据立法与实践的价值分析

中国古代立法与司法实践都选择运用证据作为追求无讼理念的一种方式,具体表现为以证据不足及其他与证据相关的理由不受理某些案件,以及强调案件事实认定在证据方面应当具备一定的要求。维护伦理秩序及减轻讼累是运用证据来追求无讼背后的深层动机。

明清州县司法中的纠纷源头性治理

从源头治理基层纠纷,具备深厚的中国法律传统渊源。明清时期,国家控制力强化、人口快速增长。在明太祖颁布《大诰》推动法律教育平民化背景之下,百姓对于律法的应用甚于以往,户婚、田土、钱债等民间细事不断涌入州县府衙,“健讼”之风盛行。州县官员受到儒家“中和”“无讼”理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减少讼累的现实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纠纷源头性治理方式,除提前预防纠纷的发生外,还充分借助民间力量调处基层矛盾,并在审判与调处过程中不断施以教化,力求“无讼”。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无讼”根源之探讨

“无讼”观念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理念现象。本文主要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统治等方面分析其形成的根源。

在线诉讼的价值、风险与制度应对

在线诉讼是司法与科学技术融合的产物,由于借助了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在线诉讼能够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同时有利于实现案件分流,降低司法成本。但由于科学技术与司法具有异质性,导致在线诉讼存在一系列风险:在线诉讼的庭审方式可能损害传统司法的仪式感与直接言词性;在线诉讼开放共享的特质可能损害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权;在线诉讼对被追诉人的质证权、辩护权和公正审判权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我国的在线诉讼存在诸多问题。为了促进民事在线诉讼的进一步完善,建议完善统一的在线诉讼平台,充分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在线诉讼的制度设计和平台建设;为了促进刑事在线诉讼的制度完善,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在线诉讼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建立刑事在线诉讼平台。

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与和解制度的适用与优化

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与和解的适用能为当事人双方提供和平对话的平台,促进双方由对抗走向共赢,最大化缓解社会矛盾冲突,减轻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随着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快速发展,引入调解与和解的案件逐渐增加.如何规范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与和解制度的适用,使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事执行中追加被执行人问题探析

司法实践中对为什么追加被执行人、何时追加被执行人、追加被执行人与变更被执行人的区别、追加被执行人与通知案外人协助执行的界限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以伦理分析、规范分析等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减少讼累、克制不诚信行为是追加被执行人的主要原因。在被执行人出现主体变更、以虚假行为规避执行或违法占有被执行人财产时可进行追加案外人作为被执行人。追加被执行人与变更被执行人存在重要区别,不能混同。随着中国信用体系的逐步完善,应当尽量减少将案外人纳入被执行人的情形,把通知案外人协助执行作为涉第三人执行的常规手段。

供电企业依法配合行政机关实施停电探析

基于电力供应的公用事业属性和自然垄断属性,我国《反垄断法》、《电力法》、《民法典》等规定了供电企业的强制缔约义务和连续供电义务。配合行政机关对电力用户实施停电,则突破了上述规定,基层供电企业往往在“连续供电”与“配合停电”之间不知所措。近年来,由于企业违法建设、排污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等原因,尤其是2016年国家启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伴随而来的“环保风暴”使得配合停电的频次大幅增加。停电势必给被停电的企业和个人造成经济损失,受损企业和个人往往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供电企业往往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或被停电企业起诉行政机关的行政诉讼第三人,面临讼累和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

居正改良司法思想述评

居正富有个人特色的改良司法思想主要体现为主张减刑、废除死刑、轻讼累和改良狱政等方面。这些思想中的部分主张在居正执掌司法院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从而使它们成为近代法制的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源于西方富有现代性的司法思想已成为居正改良司法的主要思想资源。

中国司法史上的“马锡五审判方式”

被陕甘宁边区百姓称作“马青天”的马锡五,在新民主革命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依靠群众调解结案,解决了许多疑难案件,减轻了人民的讼累,受到边区群众欢迎,其独创的审判方式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中国司法界唯一以人名命名的审判方式,从产生伊始,就受到边区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誉,在中国司法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