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讽喻联的“言文合一”趋向及意义

清末民初的讽喻性楹联在中国古代讽喻传统的基础上,与白话运动相结合,在音韵、句式、技巧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新变。平仄规则的自由化、句式词汇的白话化、修辞技巧的谐趣化,使得清末民初讽喻联在“形”与“神”双重层面契合了“言文合一”理念,成为“我手写我口”的实践性文体。清末民初讽喻联最直接且最真实地反应了民众的心声,作为强有力的“战斗武器”,于嬉笑怒骂之中,剖析黑暗惨痛之现实。

论苏轼“有为而作”的讽喻诗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讽喻功用,这种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通关系在士大夫参政议政的宋代社会表现得格外显著。苏轼提倡“有为而作”的诗歌讽喻精神,批评晚唐五代诗风的过分雕琢,坚持诗歌创作要针对现实弊病直言讽刺,传达出人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激烈政党斗争使文学讽喻精神变得模糊多义,乌台诗案的文字狱经历更促使苏轼及宋诗坛对讽喻诗学思想进行反省,导致苏轼转而追求内心的自适,也引起宋诗坛向温柔敦厚诗风靠近,这些转变总体来说仍属于儒家诗学范畴,表现了宋诗人对讽谏劝诫的顽强坚持和力求补偏救弊的士人风范。

论晓苏近年大学叙事及其讽喻策略

文学史上的大学叙事有讽刺暴露型和浪漫理想型两脉,1990年代以来以摹仿再现为主的讽刺暴露型一枝独秀。以短篇小说参与大学叙事的晓苏近年来将视野聚焦于“大学教师”这个群体,揭示了学术资本化过程中大学教师群体的分化状态,特别是部分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塑造了资本型教师、投机型教师、学者型教师三种类型的高校教师形象,传达出激浊扬清的叙事伦理态度。晓苏的大学叙事采用了“寓言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在整体上呈现出借此喻彼的讽喻特点,除了戏谑夸张的手法、荒诞的情节、突转的结尾、反讽的情境等讽喻策略外,重复修辞与“二元三人”的结构模式也使小说呈现出更多形式上的乐趣。晓苏的大学叙事在突破讽刺暴露型写作艺术上同质化、模式化方面做出了独特的探索。

论白居易的湘灵之恋与讽喻诗写作

白居易年轻时与符离邻家女湘灵的独特恋爱经历,对其一生的思想及文学写作影响至深。以白居易讽喻诗中的代表性篇章《井底引银瓶》《续古诗十首》为线索,大抵可以勾勒出其恋情始末,从而也有利于白居易早期心路历程及其诗歌的研究。

诗意·讽喻·幽默:门泽尔早期电影中的“东欧性”

电影大师伊日·门泽尔既是“捷克新浪潮电影”的领军人物,也是东欧电影的杰出代表。门泽尔的《预制板公寓》、《布拉格电影学院新闻片:第一期》、《我们的费尔斯特先生去世了》、《65号音乐会》、《巴尔塔扎先生之死》5部早期短片,在不断探索中初步形成了统一的风格:对大自然景物的优美呈现和平民主义立场所带来的强烈诗意;通过“看客”形象构建的政治讽喻策略和说书人叙事视角;以讴歌人性和礼赞生命为主题的喜剧内涵。诗意、讽喻和幽默这三种元素既形塑了门泽尔早期电影的核心气质,也贯穿至其之后的整个电影创作生涯,它们共同构成了门泽尔电影的“东欧性”。

追寻天谴之因和救赎之道:《万有引力之虹》的讽喻书写和末日启示

托马斯·品钦在《万有引力之虹》中将“后现代困境”予以主题化和戏剧化。它通过对西方后现代社会典型病象的百科全书式观照、讽喻式书写和末日追寻叙事,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视角审视存在与意义日益断裂的西方后现代“存在之痛”,演绎“合成”和“控制”这两种隐形的权力手段在西方后现代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双重运作机制,由此发出末日灾变警示,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救世情怀探求人性完整和精神超越的救赎之光。

讽喻语境下《猫城记》的主题解读

《猫城记》是老舍的一篇著名的长篇小说。它是一部现代讽喻小说。作者运用了高超的讽喻艺术，将一个深刻而严肃的主题蕴涵在小说的故事中。文本解读者必须正确分析解读与小说主题有关的讽喻性事件，揭示出它们潜在的隐喻性含义，进而正确理解小说的讽喻性主题，同时获得文本解读过程中的审美享受。

网络流行语的感性化与讽喻性

网络流行语不仅活跃在网络交往行为中,而且已经流出网络进入现实生活之中。生动活泼的网络流行语显示了网民对社会生活的丰富想象力,同时还展现了语言在网络中的感性化活力。尤为重要的是,感性化的网络流行语并非仅是对现实生活的形象表达,其中还包含了对社会消极因素的讽喻,体现了广大网民嘲讽邪恶虚假、期盼公平正义的理性要求。因此,应当对网络流行语开展深入的话语分析,既可从中发现网络行为中蕴含的各种积极因素,也可从中揭示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深刻的社会矛盾。

当“讽喻”遭遇“比兴”——一个西方诗学观念的中国之旅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学者们致力于寻找和发现某些能够在跨文化语境中流通的概念和术语,其中,讽喻(allegory)便被认为具有这种普遍性和共通性,因此不仅适用于西方,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研究王国维的翻译和批评实践可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每一个诗学观念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的诗学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它的意义是在与其他诗学观念的关系中、乃至在与整个文化传统的关系中产生的。拖曳着自身的历史负累,"讽喻"很难进入中国诗学,在认识与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与价值时,中国固有的诗学话语,如比兴,无疑是一个更为恰当的选择。

灵氛理论的讽喻结构

灵氛与讽喻被普遍认为是本雅明美学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但“灵氛”暧昧难解几乎到达了令人绝望的程度,甚至不容易知道本雅明是赞成还是反对灵氛。他一方面赞颂当代艺术实践的种种激进革命摧毁了灵氛,但与此同时,他对灵氛的描写又明显充满着深情的回眸,而这种回眸绝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浅薄的文化乡愁,而明显蕴含着具有真理性内容的形而上冲动。而只有把本雅明对于灵氛的思考理解为一种哲学星座,理解为一种思想蒙太奇,理解为把不可以兼容的极端强行聚集在“灵氛”这一理念下的努力,也就是说,唯有把这一概念加以讽喻地理解,在他对此概念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解释中寻找某种程度的逻辑公分母,才是可能的。灵氛要获得自我生成,必然呈现为一个辩证运动过程。但是,本雅明相信,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已经来临,灵氛必须摧毁,而事实上,摧毁本身就具有隐秘而浓厚的神学意义,祛除灵氛是政治承诺要求做出的必要牺牲,唯有这种牺牲才能保留神学意图的本质。因为西方理性以启蒙的意义出现的进步实质是永久灾难的内部调适,而技术又具有颠覆功能,社会又必须学会掌握技术以便干预历史的进程。所以,本雅明对灵氛的严厉批判以及对灵氛的热切瞻望,都构成了灵氛理论自身奇特的讽喻式结构。

新媒介情境下“讽喻”修辞功能的衍变

"讽喻"是汉语与中国文学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修辞法,它有两个非常突出而有效的修辞功能:一是用以说理或游说,可以极大地增强其说服力;二是用于情意展露,显得相当温婉含蓄,可以极大地消解接受者情感、情绪上的抵触,令其思而得之且欣然接受。但是,在新媒介情境下,"讽喻"的修辞功能发生了衍变,派生出了幽默诙谐、炫才示雅等新功能。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新媒介情境下语言的工具性质发生了变化,当今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以互联网与键盘为媒介进行创作,目的并非为了与人交际沟通,而是为了娱乐;二是新媒介情境下"讽喻"文本的建构,大多结合了其他修辞手法。

正史笔调与现实讽喻——论鲁迅小说《理水》的大禹原型及其思想指向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精神之魂,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型。鲁迅自小接受大禹文化的影响,承传和张扬着大禹精神,在创作上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大禹文化原型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小说《理水》中。鲁迅从历史取材,以大禹治水来镜照现实的荒诞,以历史来影射现实,对英雄的大禹予以张扬和歌颂,对民族国家革除现实弊端和摆脱生存危机,进行了积极探索,其隐喻意义是非常突出的。

《起死》：荒诞的游戏及所讽喻

研究者至今认为鲁迅作《起死》的用意是在批判庄子,并不见得确切。《起死》中的庄子与鲁迅对庄子的认知并非吻合。将庄子符号化,其目的在于借游戏化的笔调,讽喻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涌现的一派充满"庄子气"的"无是非"文人。并进一步将笔锋深入到国民性批判,揭示中国社会的道教根底。在针砭现实之余,也嘲弄了庄子,指出因其退隐的精神本质和无免于"油滑"的辩才,以致于有被后世的隐士们利用的尴尬。

观念艺术:“讽喻”的历史哲学

观念艺术源于20世纪西方,迄今已发展成为中国当代的主流艺术。作为一种"讽喻"或"寓言"的新型艺术形态,观念艺术涉及到如何重审艺术自身以及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宗教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艺术史哲学问题。在文化虚无主义盛行的当下,中国观念艺术呈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与泛宗教倾向,是人们寻求精神皈依的一种表现。

何谓讽喻

何谓讽喻（Allegory）？我写下这个标题的意思，并不是打算给读者诸君提供标准答案。那是考试时填名词解释的勾当。我是看了私心十分尊崇且十分喜爱的罗钢教授的一篇大文《当“讽喻”遭遇“比兴”》之后，忽然蠢蠢欲动，也想沿着罗钢教授开辟的道路，

作为讽喻的事件——沈德潜时事讽喻诗考论

沈德潜诗中有十余首针对具体时政事件而发的讽喻诗,涉及其时敏感的话题,诸如朱三太子案、科场案、立太子事及满汉之别等。诗人以感事的方式,抒写其立场与态度,矛头往往指向最高统治者。同时,为达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艺术效果,诗人继承《诗经》及杜诗的讽喻传统,将情感通过比兴的方式表达出来。沈氏前中期深怀遗民意识,故对朝政多有批评;然自乾隆八年庶常馆散馆正式进入仕途后,由于被乾隆树立为诗坛典型,故诗风一变,歌功颂德之作增多,时政讽喻诗为应制诗替代。这一转变,也体现出乾隆文治举措的成效。

《策林》及《讽喻》所见白居易之经济税赋法律思想

白居易较为系统地表达其法律思想的著作主要为作于元和四年的《策林》。其法律思想也可见于他针砭时弊、现实性极强的讽喻诗之中。本文通过对读《讽喻》与《策林》中相关的内容,研究了白居易关于经济、税赋方面的法律思想。

对实用主义道德观的讽喻——试析《从奥米勒斯城出走的人》

《从奥米勒斯城出走的人》是一部颇具讽喻内蕴的小说。小说以文学化的方式针对实用主义哲学对人类生活理想的构想进行了富有批判性的揭示与质疑。小说的故事本身、小说的标题设置、小说的结尾都包含着丰富的讽喻色彩。

蝎子与鸦片的政治讽喻——《玛丽·巴顿》的殖民与阶级隐喻话语

《玛丽·巴顿》关于蝎子和鸦片的叙事具有政治讽喻意味,蝎子的惊惧场景表现出盖斯凯尔对英国殖民事业的警醒,而关于鸦片的论述则显示出她在阶级问题上存在着道德与情感两个维度的错位。对这些讽喻进行隐喻性质的解读可以揭示出盖斯凯尔在对外殖民事业和对内阶级矛盾两大问题上的矛盾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