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讽颂赋论

两汉讽颂赋是俗称的以游猎、京都为主要内容的散体大赋。它以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巨大的影响一直被人们视为汉赋的正宗,成为人们赞誉或批评的直接对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两汉重要的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都以讽颂赋传名,它的兴盛促进了两汉其他赋的的发展,在与其他流向的赋并驾齐驱中,显现出独自的光辉。

鸣兼哀乐,义并讽颂 完整地辩证地认识和利用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

钱锺书先生称引西方作家歌德的话:谈艺者“须能入能遍能透”,遍则不偏,入而能出。这可看作是钱先生的一个悬鹄。他在巨著《管锥编》和一些专题论文中,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传统文论观点,善于辨玉璧,弃珷玞,辩证地加以扬弃;对一些殊中肯綮但尚未周匝的文论观点,长于研几探微,光其未申之义,使其趋于周匝。“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使这些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论观点,淘沙见金,尽去微瑕益臻完美。

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

赋体颂讽功能多使用在赋家居于或趋近政治中心之际,而怨娱功能则多使用在偏离政治中心或打算偏离之际,两者皆可以由赋篇创作地及赋作中心地窥探一二。如果仔细梳理赋体流变的历史,也会发现汉代大赋、言志赋、行旅赋、抒情小赋的流变与汉赋创作地、赋作中心地以及赋体颂、讽、怨、娱功能有一定的关联。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浅谈扬雄赋中讽谏手法

扬雄赋中开辟了新的讽谏手法,即以颂为讽、文中夹以微讽、大量用典、抒情中议论。作者在作品中有意识的讽谏统治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讽刺的手法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因此,杨雄赋中的讽谏手法仍然具有的很大研究价值。

魏晋南北朝之前“诗言志”的内涵流变探析

"诗言志"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其所言之"志"的内涵,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经历了集体意识的"神人以和"、工作职责的"讽颂治国"、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3个阶段,所言之"诗"的创作者,也相继经历了巫祝集体创作、采诗官的职责创作、个人自由创作的变化。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两汉抒情赋论

两汉抒情赋与讽颂赋并羁而行,也是汉赋的大宗、它受骚赋的影响,或以骚体抒发自我之情,或以骚体代屈原抒情。或弃骚体而用新的抒情体制。三种不同的形式在抒情上有真情和矫情之别,都以生不逢时为情感主旋律,怀有深切的人生感伤。它们注意表现赋中的抒情主人公,与自我的情绪相吻合。同时,以寄情于物,寄情于人及自然,使抒情赋也具有婉转的风格。东汉中叶,抒情赋风发生转谈,张衡以《归田赋》寓情于景和赵壹以《剌世疾邪赋》寓情于理,分别构成自然清新与自然沉郁两种趋向。使抒情赋走向新的时代。

论韩愈赋

(一)由于律诗和科举考试的影响,唐代的赋多律体,律赋“只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情韵既置诸不顾,词藻也完全是一些游戏的技巧”,格调卑下,自不待言。唐人也有一些古赋。这些赋,内容或描写山川京殿以寄讽颂,或摹状草区禽族以抒情志,形式上也多不免留着俳律的根蔓,

《长恨歌》主题之我见

《长恨歌》主题之争由来已久。本文认为《长恨歌》是通过叙述帝妃之间完整的爱情故事,展示爱情的真谛,来表达隐藏在诗中的劝喻最高统治者之意:仅有财富和权力换不回真正的爱情;无节制地沉醉一己私情,只会自尝苦果。

“勤礼而颂”:宋初大礼献赋的体制新变与赋史意义

宋真宗将太宗强化政治秩序的礼乐治国实践推向新的阶段,借助迎天书、东封西祀、宣读天书等体系完备的礼制活动,主动参与并主导规范各类文学创作及审美范式,在"澶渊之盟"以后努力营造"礼乐明备,颂声洋溢"的太平治世局面。大礼献赋是宋初系列礼制活动程序中舆论性文本的突出代表,较之汉唐大赋有诸多新变:赋体功能从二元化的讽颂转向一元化的颂美,这体现了馆职文士献赋的职务性、制度化导向,更是向东汉"宣汉恢国"思想传统的复归;赋文从纲领性王言文本中汲取内涵旨意和表达构件,歌颂真宗功绩、渲染太平氛围,这映射了政治语境对文学表达的潜在制约;赋语系统与制诰王言具有同源化属性和同质化风格,形成典重温润、丽则兼备的新风。

谈散文教学中的美

人生华妙,世象纷披,缪斯女神用诗展示锦心绣口,咏叹讽颂;用小说铺叙悲欢离合,灵肉升沉;用戏剧传奇,衣冠优孟,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诸种身眼手法,别具风韵,各有千秋。

我在做一个没有名字的东西--读余怒《鳗》系列

三十年来,余怒诗作连同其人,一直都是当代汉语诗坛最富争议的话题之一。从意象诡诫的《守夜人》到酣畅狞烈的《猛兽》,再到机趣横生的《主与客》、温和从容的《蜗牛》,每一次的新作迭出与风格转向,都会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讽颂大战”。读者更是自始至终呈现出明显--甚或不可调和--的褒贬两极。无疑,此次《鳗》系列的推出,也势必会引发新一轮的批评浪潮。这于中国诗歌(坛)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正因余怒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与破壁前行,凝滞的汉语诗歌边界才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写作的可能性才一步又一步得以扩展。

俗语佛源

偈'偈',梵语Gāthā(偈陀或伽他)的省音译,意译为'讽颂'、'重颂',或音义并译为'倡颂',通常由固定的字数和音节组成。佛经在用散文(长行)叙述以后,往往又用韵文(偈)概括地复述一遍,以加强读者的印象。'偈'这种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曾起到有利的影响,形成了一种韵白交替而为人们喜爱的说唱文学。后来,有些僧人、文士也喜欢作'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