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中“基层治理”的范畴

在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功能。2021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关于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若干思考

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是我国地方政治变革的迫切需要,不仅符合"地方改革于法有据"的现实要求,而且是对地方行政决策模式变革的呼唤。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有利于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促进依法行政;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扩大人民民主;有利于科学决策,杜绝和减少决策失误。但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必须着力解决以下问题:地方党政领导思维习惯的转变问题、地方立法体制及机构问题、地方立法能力及质量问题、重复立法问题、地方立法程序问题、防范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问题、地方立法的监督问题。

设区的市立法权行使情况实证分析

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不仅是我国立法体制上的重大变革,而且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改革不仅被《立法法》所开启,更为宪法所确认。立法权批准及后续立法活动实践表明,这一赋权行动的确激发了各地的制度和立法创新,也将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各个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然而,批准标准虚化、立法权限不明确等问题也表明,地方立法能力和立法质量的提升依然任重道远,平衡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并非一蹴而就。

论我国设区的市对雄安新区立法权配置的启示

雄安新区作为践行国家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试验城市,合理的立法权限配置是为其发展提供法治保障的前提。通过分析设区的市立法权行使困境,以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为依托,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家赋予新区建设的创新先试优势,探索合理扩张立法权的可能性,并根据新区当前规划与实际需要,优化立法工作机制,适应京津冀协同大局,构建更具创新性与开放性的立法权配置方案。

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

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以下简称新《立法法》)实现了我国立法体制的重大变革,依法赋予T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使得设区的市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立法层级,也使得地方立法主体得到了大规模扩容。但为了避免设区的市立法权的滥用,新《立法法》既“赋权”又“限权”,即在大规模扩大地方立法权主体的同时,又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做了明确限定,进行了“收窄”,但其规定得比较抽象、模糊,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积极推动江苏国家文化公园立法

近期,国家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标志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了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和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齐头并进的格局。江苏地处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区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由单一建设区域向多元建设区域延伸,有必要在国家文化公园扩容背景下充分利用省级和设区的市立法权,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立法,为全国统一性立法探路。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立法的基本类型从历史来看,国家文化公园在众多公园立法中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立法推进力度较大。

在新的起点上加强地方立法工作

地方立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推进,中央赋予地方立法的权限逐步放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据此,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对地方立法工作做出了新规定,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在新的起点上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基础是要把握好地方立法的从属性和自主性相统一这一特征,关键是把握好地方立法的权限,重点落实于三个关系的把握:把握好与党委、政府的关系;把握好与宪法、法律的关系;把握好省级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关系。地方立法在新的起点上一定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立法赋权、决策控制与地方治理的法治转型

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的改革目的在于以立法过程控制以"红头文件"为主要形式的地方决策恣意。立法权限划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基础制度。只有明确界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限,才能厘清地方决策的形式、范围和限度。传统的"职权划分"标准存在明显不足。立足于立法是为公民设定义务的本质理解,回归"义务法定"的法治常识,以民主程度和范围为基本标准,明确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地方决策体系中的权限划分,进而在制度层面上塑造地方决策的民主过程,探索以地方民主过程为基本、中央程序控制为主线的央地分权新格局,从而助力地方治理的法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