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19年中国海岛设县研究——以福建省四县为例

1912—1919年,中国共设立6个海岛县,除广东省南澳县和浙江省玉环县外,其余四县均在福建省。福建省的海坛(平潭)、思明、金门、东山等海岛在5年内先后设县,设县数目之多,频率之密集,在全国颇为典型。本研究阐述了四县设立的过程,分析了设立四县的缘由及四海岛建县的成效,结果表明,四岛设县是东南海疆开发的结果,地方民意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在政权更迭的特殊时期,建县程序得以简化也是四岛成功设县的原因。海岛四县的设立,有助于政府加强对海岛的治理,使地方民众受益,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东南海防,具有重要意义。

明后期深圳地区设县之原因分析

深圳地区在历史上主要经历过一次废弃、四次更名的重大变革,而明中期的变革是遭废弃后重新设立和新命名的一次。本文在分析《新安经始记》的基础上,从新安县重新设立的原因展开。通过研究康熙和嘉庆《新安县志》、多本《广东通志》、深圳地方志,认为新安县复置原因是多重的,包括经济发展需要、现实问题严峻、内忧外患困扰、辛酉之变引发等,而内忧外患困扰是导致复县的直接和根本原因。

明代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与设县问题再研究

明嘉靖四十年(1561),福建漳州月港地区爆发了以张维为首"二十四将"的叛乱。这次叛乱发生在千里海疆遭遇大倭乱的背景下,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东南海疆罹祸甚巨。文章在厘清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相关史实的基础上,相应探讨了月港地区的设县问题,认为叛乱发生前官府对月港地区的行政管理并未完全失控,海澄县的设置主要出于地方军事防御上的需要。月港的设县之议共有四次,分别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靖二十八年(1549)、嘉靖三十六年(1557)和嘉靖四十三年(1564),但新县的正式批准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于县城的修建工作则迟到隆庆六年(1572)才得以完成。

再论明代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及海澄设县——对李贤强、吴宏岐两位先生的回应

由于官方长期治理不到位,海洋区域社会无序发展,最终于嘉靖四十年(1561)酿发了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倭乱爆发、募兵为乱、土堡兴筑等因素对叛乱发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叛乱前,朱纨在福建沿海所行保甲并未得到切实贯彻,更没能恢复当地统治秩序,不应过分夸大保甲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月港叛乱推动了海澄设县的最终达成,新县的设置以及县城的修筑虽有助于防御,但设县主要目的在于完善月港行政建制,强化官方对当地的管理与教化。

撤县设市政策的变迁:历程、逻辑与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采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进行分析,对撤县设市政策曲折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梳理后发现:我国撤县设市政策自1983年正式确立实施以来,至今已走过探索高潮期、冻结冷静期、规范复苏期三个阶段。随着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要以及对中小城市发展的支持,该政策在2016年新标准制定发布以来逐渐趋于理性并适应发展中的国情。在各个关键节点的作用之下,行动者非对称性的权力配置、外部环境带来的断裂均衡变化和路径依赖下的渐进转型重启,共同构成了这一制度的演化变迁逻辑。撤县设市政策在未来应当将严格坚持标准与适当放宽程序相结合,并尝试探索其他多样化的设市模式。

中国县级市现状评价及改革设想

一、研究缘起 1997年，由于国务院全面冻结审批撤县设市，我国县级市行政建制单位自此进入萎缩与倒退期，从1996年的445个降至2011年的369个，这与我国十余年来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极不相称。作为我国城市型区划体系的重要一环，县级市的减少，不仅导致了我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的整体失衡，且助长了地方政府撤县设区、变相扩大城市政区之风。因此，中央政府将何时以何种方式重新放开和推进县级市行政建制改革，各界已经期待多年。

新时代要做好“撤县设市”的大文章

当前,我国重启"撤县设市"工作,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时代"撤县设市"需关注城市质量与城市数量、均衡分布与聚集分布、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四个问题。

基于县制保护的“撤县设市”方案思考

一、问题的缘起 县级政区是中国历史上变动幅度最小、数量最为稳定的行政区划单元，它经历了两千多年时间，呈现一种超稳定状态，其数量基本上是在2000个上下浮动，始终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过，在20世纪80、90年代的10多年时间里，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设市”热潮。有数据显示，在1983—1994年短短12年时间里，撤县设市数量累计352个，年均设市数量高达29个。

撤县设市改革的制度绩效与路径选择——基于湖北省66个县的实证研究

以湖北省66个县级行政单位为样本,对撤县设市改革的制度绩效进行了评估,发现撤县设市改革尽管在宏观层面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但地方与中央在改革上的"动力差"以及地方自主性的增长,使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越位"与"缺位"的失范行为,进而造成了地方经济不协调、政治不稳定、社会不信任等改革意外后果。因此在新时期"县改市"热潮中,国家需要完善撤县设市的法律规制,在改革方式上实现利益主体间的多元互动与"上下联动",调整地方政府纵向层级间在财政、行政和绩效考核方面的配置模式,以确保撤县设市改革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

王阳明南赣奏设新县的官员铨任问题初探

以朝廷正式下诏宣布新县设立为建县标准,确定王阳明先后于正德十二年五月、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正德十三年五月奏设的平和、崇义、和平三县,分别建立于正德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正德十四年三月四日、嘉靖元年八月十一日。另朝廷分别于正德十四年、正德十五年、嘉靖元年为三县铨选官员。从奏立三县到正式建县,从建县到选官,其时长皆存在差异,这是动荡复杂的正嘉朝局、建县基础薄弱的南赣社会以及建县过程中的地域纷争等因素交织的结果。

撤县设市:加快崀山国家重点风景区开发的助推器

有“丹霞之魂、国之瑰宝”美誉的山良 山风景名胜区已被确定为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开发前景十分广阔。然而 ,其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撤县设市 ,进行行政区划改制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业发展良性循环的重要外生变量。撤消新宁县设立 山良 山市是完全可行的。

湖南省宁乡撤县设市效果评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行政区划体系改革与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日益成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手段。对行政区划调整效果进行评估,对进一步做好新时代行政区划管理工作尤显重要。构建行政区划调整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总结撤县设市对宁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以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宁乡市今后的发展做出贡献,也对湖南省乃至全国新时代行政区划调整提供经验借鉴。

明代月港叛乱与海澄设县补论——对黄友泉先生回应之回应

明代嘉靖年间,朱纨在福建沿海地区实施的保甲不仅推行迅速,而且效果很不错;倭乱是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的主要诱因,饶乱是次要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虽然"二十四将"曾被招抚,但他们并未作为乡兵攻打"饶贼";月港地区的4次设县之请都出现在动乱时期,与当时福建漳州沿海地区大规模修建城池有关,军事防御是设县治的主要目的。

王阳明奏设和平、平和、崇义三县的缘由与历史意义

作为成就王阳明不朽事功中的平定湘赣闽粤边界匪乱,其光芒不仅在于平乱本身,更在于善后实践。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基础上,对王阳明为安定民生、保障长治久安而奏设广东和平、福建平和、江西崇义三县的缘由,以及平乱设县加强控制、发展经济、振兴文教等重大作用和历史意义进行深入探索。

撤县设市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撤县设市政策对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该政策经历了开启、调整、冻结和重启四个阶段。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发现,非对称性的县域经济权力发展需求决定了政策选择,而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断裂平衡机制则对政策的延续、转折、中断和回归起到了关键作用。分析得出:该政策总体呈现出非线性的波动发展状态,环境、政策、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是影响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因。在现实面向中,该政策应汲取历史经验,把握政策变迁规律,通过合理控制行为与环境的冲突范围、持续保持政策与环境的匹配度、有效限制行为与政策的消极互动等措施,保证政策持续稳定有效。

撤县设市、行政扩权与工业用地价格

本文使用2013—2019年中国土地网的交易数据,以撤县设市为外生冲击,分析了行政扩权对工业用地使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市提升了以低于国家规定最低标准价格出让的工业用地的比重,并且导致工业用地价格降低了约9.60%。实证结果不支持土地供应增加导致地价下降的假说。进一步分析发现,撤县设市增加了以非“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工业用地比重,削弱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能力。本文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级政府在撤县设市后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通过干预工业土地转让降低了工业用地价格。

县级行政区划调整与府际竞争——基于撤县设市与撤县(市)设区的比较

以撤县设市和撤县(市)设区为中心的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是地方机构改革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出地方纵向市县和横向县际之间围绕权力配置、公共行政和资源利益等进行竞争的博弈关系。撤县设市和撤县(市)设区体现的府际竞争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警惕过渡期难以融合、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地方发展积极性削弱三种负向风险效应。因此,建议严格把控撤县设市和撤县(市)设区的数量和质量,积极倡导纵向府际零和竞争和横向府际标尺竞争,科学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经济社会发展预测体系,丰富开展撤县设市和撤县(市)设区的公民参与。

基于熵值法的中国撤县设市潜力评估研究

撤县设市是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器。自2013我国重启“撤县设市”审批以来,已有大量的县获批设市,这充分反映了撤县设市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的重要趋势。通过撤县设市,有利于进一步理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对于培育新生中小城市,优化中国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缩小地区发展差异,缓解大城市发展压力,增强城市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从人口、经济、城市建设三个维度出发,选取了10个相关指标构建了撤县设市潜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爛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得出中国各县综合得分。最终,根据各县得分情况,选取了120个发展潜力较大的县,并将之作为未来一段时期撤县设市的候选对象。通过此项研究,以期为未来中国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参考借鉴。

“撤县设市”改革的困境及对策探讨——以湖北省荆州市为例

以荆州市已有的4个县级市和2个县作为研究样本,对荆州地区"撤县设市"改革的制度绩效做了评估,发现经过三十多年的"撤县设市"改革,尽管在宏观上实现了预期目标,但是由于地方在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上的"错位"与"越位"的失范行为,造成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基础服务跟不上和虚假城市化等改革意外后果。基于荆州市"撤县设市"改革的实践,发现"撤县设市"改革面临着制度供给缺乏针对性、政府间博弈的加剧和改革的路径易偏离等困境。并对"撤县设市"改革的解困对策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科学设置"撤县设市"模式、完善设市的标准和程序、创新设市后的发展路径等对策,旨在改革后快速地将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