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官分职”催生“天下道术”:《周官》文本的经学诠释

商周时代设官分职的行业知识开始产生跨界的、共通的思想观念,孕育出“天下道术”的胚胎。西周至春秋,各种职官都追求自家“道艺”,标志着职业、行业都在谋划精神超越。道成为上流精英所关注的主题,宏观而务虚。六德、六行以及阴德、阳德等概念的出现,甚至把“道”与“德”相关联,成为商周职业、行业道艺成长、成熟后的基本伦理要求。周人的礼制规范,系统全面而精深,不仅设置了各级礼官,还制定了各种职业事务的程序、步骤、实施对象、期待效果等,这表明儒者群体在悄悄建构秩序社会。万物皆可入礼,周人甚至已做出化礼入俗的努力。中,在上古也经常表现为一种职业技术标准,和之德也被许多职官所推崇。申明孝,致力于善,皆可视为天下公共话语体系、核心价值和哲学基础的积极建构。

《周礼》的人文价值:设官分职、得民为本

《周礼》是系统叙述国家机构设置、职官分工的法规总集。在职官结构、功能的描述中,它穿插着许多人文思想的表述。一方面,《周礼》的六官设置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路,"春官"中设有许多神职人员从事鬼神祭礼,反映了殷商神学观念的遗留;另一方面,《周礼》反复强调"设官分职"是"以为民极",安邦治国须"得民"为本,各处论析汇成保障民生、兼顾教化、以刑辅德、以德司法的仁政学说,是周代思想界重人轻神的时代特征的重要证明。

敬天明德与设官分职:社会运行的理念和实践——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研究

在西周的社会思想中,天是一切合法性的终极根据,也是一切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源;德作为君主的品质和能力,既是敬仰天命的本质要求,也是君临下民的内在需求。天与德是王朝盛衰、社会治乱的深层背景,也是设官分职的内在依据。设官分职是推动社会有序运行的制度构建,三公、六卿既是官职,也是职能部门,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子系统,共同构成社会的基本框架。不同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运行,使天下万民安定富庶。周人希望通过这些社会子系统发挥各自的功能,使社会在动态运行中保持平衡与秩序,进而保证周王朝久盛不衰。

略论《唐六典》的编纂特色

本文通过考察典制专著《唐六典》的编纂特色,认为在开元盛世大背景下编撰的《唐六典》,发展并完善了《周礼》以六部为纲,设官分职的编纂之法,创构了规模宏大、纲目清楚、叙述规范的典制编纂体例和绝无“点窜变易”地编辑、实录一朝典制史料的特色,成为“会典体”典制体裁的创始之作。其内容丰富、创意独具的自注与正文互为经纬、动态记载一代典制的崭新记述方法,为后世典制专著创造性地运用自注作出了良好的范式;该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有着明显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我国先秦时代的自然生态保护述论

先秦时期人们对生态的保护非常重视,关注生态的思想活跃;针对生态保护的需要设官分职、制定法规、法律加强管理。先秦时期重视生态保护是民生和国家存亡的需要,先秦时代保护生态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意义。

《周礼》祈禳制度考论——从礼学-政治哲学的角度看

《周礼》“祈禳制度”是在国家层面上应对饥荒、疫病等灾害的制度设计,其总体上包含仪式、典礼与职官设置等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次内容以《春官·太祝》之“六祈”为代表,是求福、祛灾的专门礼仪或曰“节文”。第二层次可称为“祈禳之礼”,以“旅上帝”为代表,是包含多项仪式活动的大型典礼,其整体运作以祭祀天神、地祇、人鬼之吉礼为基础。第三层次即严格意义上的“祈禳制度”,其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等各种职官设置构成,是相应于祈禳之仪式典礼的“设官分职”形态。“为民求福”是“祈禳制度”的首要诉求,其与《周礼》之“荒政”等规定紧密相关。“祈禳制度”代表了一种通过制度设计将超越性关切与现实政治运作统一融合的治理方略,其在当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惟志与惟勤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语出战国《尚书·周官》。意为功高由于有志,业大由于勤劳。本语记载周成王灭了淮夷,回到王都丰邑,和群臣一起总结周王朝成就王业的经验,并向群臣说明设官分职用人的法则。

试论石峁古城的方向

良渚、陶寺和石峁三大古城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大考古发现,这三大古城是三大王国的国都。《周礼》开宗明义讲"维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即把辨正方位作为"建国(都)"的首要大事,它是一切工程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基础。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的传统,到周朝完全礼制化并通过文本规范化了。古城的方向一般根据中轴线或者城墙的走向来确定,周朝规定"王城"必须居天下之中、合四正方位,要求城墙走向与四个正方向平行。在此之前很多古城有自己的朝向方位,在夏朝以前形成了以良渚、陶寺和石峁古城为代表的三大方位体系。

“六事”视野中的清代则例

清代则例和《大清律例》一起,构成了清代法制体系的主要方面。作为法律制度,则例构成了各部院实行“治”“教”“礼”“政”“刑”“事”等“六事”的依据。且较之于律例,则例的“官僚法”性质更加突出,充分显示了“官法同构”的特色。这从其编纂体例上注重“设官分职”、思想精神上强调“严以治吏”、核心价值上注重“一准乎礼”这三个方面可以得到充分证明。作为“官法”,则例使得官僚系统在对“六事”的处理上趋于规范,但也开其因循守旧之渐。但无论是将则例视为官制官规,还是将则例作为档案编纂或是“行政备忘录”,其所揭之“六事”精髓,皆是我们深入理解清代法制乃至传统法制的锁钥。同时,其对于当代治国理政,不旁为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