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论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

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是我国《行政许可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要求,也有助于推进规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以应对市场失灵,配合国家政策执行等正当现实需求为基础。设定者应以许可事项与许可规制能力范围的匹配为考量,将行政许可用于适合由其规制的事项上。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还应恪守必要性限度,遵循自生秩序优先、柔性工具优先等设定原则,审慎利用许可规制,以求实现更好的规制。

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设定的逻辑与进路

我国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面临着法律规范层级与许可事项重要性不匹配、法律规范稳定性与互联网高速发展不相容、许可事项碎片化与互联网有效治理不和谐等多重困境。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需回应“因何设定”的实质逻辑和“如何设定”的形式逻辑。在实质逻辑面向上,立法者需要区分互联网基础服务领域的许可事项和“互联网+”领域的许可事项,进行功能分析的二阶判断。在形式逻辑面向上,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存在“特有型”和“交叉型”两类方式。在“辅助性原则”和回应型法的指引下,互联网基础服务领域的许可事项和“互联网+”领域的许可事项需要分别匹配“特有型”和“交叉型”的设定方式,保证许可设定权限合法和事项重要性程度匹配,遵循“同一性原则”合理选择法条类型,以实现实体领域行政许可事项与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的体系衔接。

行政许可设定权的反思与重构

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权主要集中于中央。这种相对集中的立法配置存在一定的缺陷,不仅会导致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缺失,无法满足服务型政府的需求,而且还有碍市场经济中地方政府间的良性竞争。同时,支撑这一制度的有关理论与现实基础也不充分,值得反思。因此,需要对行政许可设定权的立法配置进行重构,适当扩大地方立法以及行政机关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力,并且构建起必要的监督与制约制度。

国务院决定行政许可设定权:问题与规制

《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务院决定的行政许可设定权是特殊状态下的临时性权力,国务院依据这一职权所设定的行政许可应及时转化为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国务院《行政许可决定》设定的500项行政许可存在数量庞大、个别主体不规范以及没有及时转化为法律、行政法规所设定的常规性行政许可等问题。为保证《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的实施,应由国务院制定相关规范,从明确行政许可设定的"必要性"标准、规定行政许可实施的"临时性"期限、控制行政许可设定的数量以及完善对行政许可的评价机制等方面,对国务院决定行政许可权设定权进行必要的规制。

共享经济中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问题研究——以《上海网约车新规》为分析对象

行政许可设定是对共享经济实施法律规制的重要方式,应当确保行政许可设定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许可设定的合法性审查思路分两步骤:第一步是判断受审查的行政许可设定行为的法律属性;第二步是从行政许可实施主体、条件、程序与期限四个方面继续判断其合法性。依据这一合法性审查思路,《上海网约车新规》中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设定的法律属性存在含糊之处,且无论如何定性都与上位法存在矛盾之处。并且目前与三个网约车行政许可相关的国务院决定、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存在合法性问题,同时也存在相互冲突与矛盾之处,需要通过立法调整来进行弥补。

我国体育行政许可设定范围初探

体育行政许可范围的确定是体育行政许可制度的重要的内容。加强对体育行政许可范围的研究,建构体育行政许可设定范围,是体育行政许可制度完善的关键。本文以行政许可的设定制度和体育事业发展为对象,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考,探讨我国体育行政许可范围,以求对体育理论和实践推进的推动作用。

论严格限制行政许可的设定权

行政许可设定权是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其创设需要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从我国行政许可存在的问题中当严格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权,使行政许可设定规范化。

论行政许可设定制度

为了从根本上规范行政许可、实现行政许可法律制度的统一,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包括行政许可设定主体、设定权限、设定文件的形式、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范围、设定应遵循的原则等。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实质上就是有关行政许可的立法制度。现行的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基本遵循了法治原则、人权原则和公权力配置的比例原则,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许可设定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政许可法》作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关系重新定位的一部重要法律,为解决行政许可设定和实施过程中行政主体自我授权使其行政权无限扩大导致行政许可失控并引发腐败的问题,并彻底消除原有的行政许可制度的弊端,在行政许可设定的问题上,确立了尽可能减少行政许可的理念和强调“国家辅助责任”、突出合理性和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价值取向,其规定的行政许可设定的权限基本上与我国立法体制相对应,但仍存在不足之处。

论行政许可设定及其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从法律层面上对我国行政许可设定进行了规范,但由于缺乏相应机制的衔接,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并容易导致在实践中出现的法律掉链的现象。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行政许可设定权的存在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以求对行政许可设定的权限、范围、程序的完善提出设想和建议。

行政许可设定的客观依据解析

许可设定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键一环,对整个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起着重要作用。针对《行政许可法》第12、13条所存在的范围不明确、不具体等方面的诟病,从许可设定的客观依据出发,阐明许可设定的客观对象。其中,遵循许可设定的逻辑起点——公共事务,可以从许可设定的多重变量与多重领域两方面进行分析,以理清许可设定的客观依据。

“替代性方案”:解困行政许可设定的新路径

许可设定作为许可制度构建的关键一环,存在设定范围不明确、条文用语委婉等方面的诟病。除针对问题本身进行解决之外,我们也可根据政府规制模式的选择,从许可设定的替代性方案,或者说替代性工具的角度予以解决,以促进政府效能的实现。"替代性方案"作为政府规制的另一种途径,可谓政府职能转变下政府规制手段调整的选择,不仅与行政许可存在规制目标上的同一性或包容性,而且存在规制效率的优先性,有利于现代政府管理体制的建立。具体方案设计上,立足于"替代性方案"所应具有的目标范围,以政府和市场为基本的设计维度,从"政府做什么"和"政府不做什么"两方面进行具体的体系构建,以细化"替代性方案"政府规制模式的具体内容。

规章的行政许可设定权

法律、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权,这在中国当今是不争的事实。但规章是否拥有行政许可设定权,历来是争论的焦点。理论界主要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派观点。《行政处罚法》的颁布,似乎暗示这一问题的解决,然而意见至今未统一。本文就该问题发展发表一管之见,以就教于大方。

论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兼析《行政许可法》第12条

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十分重要,但行政许可的学理分类多种多样,实际操作中名目繁多,形式各异,其设定本身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为立法确定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带来了困难。《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优劣互见。

扩大行政许可设定权的地方立法思考

《行政许可法》从颁布实施至今已近两年,其运作曾被喻为中国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和瘦身运动,起初的各种赞誉之声仍绕樑未绝,然而,近期以来,针对该部法律的各式批评与责备却呈愈来愈烈之势,有的学者甚至对其缺陷作了掘地三尺般的梳理,反差之大,在我国立法史上并不多见。太多的批判或许源自当初过高的期许,不可能期望一部法律的施行就可以瞬间在中国实现行政法治。批判本身无可厚非,但无论如何还是应当注入更多的理性成份,要明辨为何批判,怎样批判,批判之后又当如何?基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知名学者、该部法律的最初起草人、政府法制部门工作人员三类人士对该法律的功效、运作机理和障碍做一次深入研讨。

浅论行政许可的设定

行政许可法将"行政许可"界定为: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①它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行政权力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的关系,涉及行政权力的配置及运作方式等诸多问题,是行政机关在管理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一种事先控制手段。

对文化职业设定资格许可的质疑——基于行政许可设定的法规范分析

在确认即将推行的"文化职业资格证书"属于行政许可的基础上,通过运用行政许可的设定规则,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质疑此项制度,反思当今政府部门的管理理念与立法规则的有效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