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新闻热点 主动设置议程 打造县级融媒宣传报道生产全流程

议程设置理论源于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的实证研究报告《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该理论指出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决定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融媒体时代,传播主体和形式更加丰富,而受众也不仅仅是“受众”,他们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在传播信息,甚至影响信息。慈溪市融媒体中心作为县级主流媒体,将党媒的责任意识和自身生存的忧患意识相统一,抢抓新闻热点,主动设置议程,吸引公众的参与和认同,坚守意识形态阵地。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界的“设置议程”和“生产意见”

抗战期间,文艺界的"舆论领袖"们一刻也没有放弃"设置议题"和"生产意见",以此来指导社会舆论流向。但是,其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战时的舆论组织和引导,并不能局限在肤浅的启蒙或教化层面,局限在用大量感性的努力去激发民众的情感和情绪,从而服务于战争。民主建国的历史趋势向"舆论领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舆论的组织和引导必须适时参与到理论建设中去;必须适时让某些理论问题成为能普遍引起公众关注的热点或焦点话题,从而形成影响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热"。

谁为谁设置议程?——从农民工问题的报道看议程设置

本文就当前社会体制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的辩证关系出发,通过对媒介的三种重新分类,以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作为分析对象,得出议程设置的三种不同模式,力图就议程设置中的主客体身份问题做一个理论上的创新。

究竟谁在设置议程——议程设置理论发展脉络梳理

议程设置又称议题设置，理论源于美国的马尔科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份实证研究报告《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该报告分析了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形后认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媒介所强化报道的题材和事件，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表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

网络时代政府如何有效设置议程——以“王家岭矿难”为例

由政府、媒体和公众构成的新闻体系中,政府常借助媒体设置议程,引导公众关注和讨论政府重视的各类公共事务,促进公共事务沿着政府所希望的方向解决,这是政府新闻执政的重要形式之一。相对传统媒体,由于技术优势与把关作用的减弱,政府要想有效设置议程,必须重视网络媒体的力量。本文以＂王家岭矿难＂为例,初步探讨了网络时代政府如何善用并借重网络的力量有效设置议程。

“主动设置议程”有悖议程设置论本意

由于近年来传播学被大力引入，一些传播学的概念在我国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要求传媒“主动设置议程”，就被视为一种传播学理论在我国实际应用。这样的简单移植，需要对理论本身理解正确，防止产生谬误。

网络时代,谁有权设置议程——透视“央视曝光百度”事件

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在百度上以“央视曝光百度”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到对百度连篇累牍的负面报道和言辞激烈的网友评论。对百度而言，听任“与己不利”的讯息在自家领地上加速蔓延，其间的尴尬和无奈可想而知。试图努力表明一种开放心态的百度所面对的拷问恰恰是：百度竞价排名是否有违网络开放的圭旨和技术客观的原则。百度竞价排名引发的争议，将“信息开放”与“议程设置”这一矛盾推向了备受关注的风口浪尖。

网络时代“党报”如何设置议程——以《人民日报》、人民网和台湾《中央日报》对第四次“陈江会”的报道为例

2009年12月21日至25日,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率团对中国台湾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作为落实海峡两岸制度化协商的一项重要活动,至今已举行四次的"陈江会"对未来海峡两岸的关系稳定无疑发挥着重要意义。因此,对"陈江会"这一新闻富矿,两岸媒体更是不愿放弃开采的机会。《人民日报》及其网络版是党的"喉舌",承担着引导舆论,议题设置的职能。本文选取《人民日报》和台湾《中央日报》网络版对"陈江会"的报道,对比二者的报道方式,运用议程设置理论,来分析网络时代党报议程设置的策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闻发布会如何设置议程

2020年开年,继“非典”之后的又一全国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的爆发,将公众带入了恐慌的情绪中。1月23日,浙江省政府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并于1月27日召开了第一场抗疫新闻发布会。截至2月21日,浙江省政府共召开了26场新闻发布会。本文以浙江省政府抗疫新闻发布会为例,从形式、内容、人员等三个方面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闻发布会如何设置议程。

媒体为媒体设置议程:谁引领,谁跟随?——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的评论议题为例

媒介议程的来源问题是议程设置理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其中就包括媒体之间的议程设置。本文通过分析评论议题即新闻由头的具体由来,旨在探求当下我国媒体中哪些媒体在媒体为媒体设置议程的过程中处于引领地位及由此带来的思考。

受众主动设置议程对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

新媒体环境下,受众手中掌握了麦克风,话语权不仅仅掌握在少数媒介人员手中,新媒体赋权后的受众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参与媒介事件的意识和渠道变宽,议程设置的边缘得到了拓展,对于媒介的议程设置的影响更大。新的媒介环境下,媒体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应该转变,应该掌握好话语权,对于新闻事件的舆论引导应该加强,加强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的议程设置能力。本文将从新的媒介环境下进行分析,探究受众主动参与媒介议程设置及媒介应该如何应对。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于政策议题的类型学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在政策过程中的动态实践,也是实现实质性民主的关键环节。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政策议题的多类型与全覆盖、互动方式与渠道的多维度与多形式、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多主体与广参与、公众参与到政策议程设置的全过程乃至政策全过程。但是,不同类型的政策议题在其议程设置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实践也不同。根据政策议题利益牵涉范围与议题的知识属性,政策议题可分为三种:技术性议题、社会性议题与规划性议题。技术性议题政策议程由政府与技术专家主导,公众经验知识输入做出补充;社会性议题往往由公众触发议程设置,专家开展政策问题建构;规划性议题由上级政府做出理性规划,基层进行输入和反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程序和步骤,而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议题和情境来做出选择和调整。在现实中,也只有通过多种形式才能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实现真正的民主。

基于体育全球治理的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困境与对策

运用文献资料法,以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为研究对象,在体育全球治理视阈下,明确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概念及内涵,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影响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因素,依据该因素找出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存在的困境,最后提出提升对策。目的是通过提升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积极参与体育全球治理,助力体育强国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认为,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内涵包括议题框定能力、属性叙事能力、平台搭建能力、受众掌控能力;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面临着话语制高点被西方占据,议题框定主体较为单一;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缺位,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数字媒体平台搭建遇阻,对外交往布局尚待铺开;有的放矢融通中外不足,体育全球治理人才缺失四个方面的困境;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要增强国际议程设置意识,探寻中外共享议题共识;建构本土体育话语体系,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打造多种旗舰媒体平台,拓宽体育对外交往布局;广泛调研国际社会公众,培养体育全球治理人才。

议程设置理论视角下新时代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三重策略

议程设置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时代推动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基础议程设置层级:主动设置议题以赢得先机,选择具有广泛共识性的议题以增强认同,强调议题加深关注;属性议程设置层级,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以形成认知;网络议程设置层级,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受众呼应”的对外传播格局,主流媒体整合定调,社交平台布局,社会公众参与。

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的日益蓬勃发展,呼唤创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如何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借助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一个“提出政党外交议题—以政党外交渠道传播议题—推动政党外交议程制度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出议题、主导创建政党外交机制传播议题、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竞争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既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外交过程,也是一个可划分为数个有先后顺序、有彼此关联步骤的过程,更是一个可过程化、多维度考察的对象。

议程设置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网络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社会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集聚,这是议程设置的思想前提。网络主体利用网络进行议程设置,增强其话语叙事能力、激发网络群体极化、消解传统权威,影响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导权。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需要弘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并在实践中守正创新;在巩固宣传文化主阵地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断增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在弘扬网络空间正义中增强政治引领,不断巩固网络空间的主权意识;在以议程规制议程中不断强化网络空间的治理水平。

议程设置理论于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之问题表征及超越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理应引起高度重视。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目前在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方面存在议题来源的多元化、分散化与舆情主导的消解化,议题内容的衍生性、情绪化与舆情的主流模糊化,议程设置的复杂化、反向化与舆情效果的溢散化等问题。为此,以议程设置理论为指导,加强媒介议题融合以强信心、坚持议题需求导向以暖人心、强化议程互动以聚民心,显得尤为迫切。

南亚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南亚减贫合作相关报道媒介议程设置分析

文章通过梳理2013-2021年间《印度时报》《加德满都邮报》《每日太阳报》《黎明报》对中国脱贫攻坚以及中国-南亚减贫合作的相关报道,分析了这几个国家不同媒体的报道内容,得出以下结论:印度主流媒体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脱贫攻坚成果进行攻讦,针对“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在南亚域内中国减贫经验推广的相关报道进行消极议程设置;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者,主流媒体相关议程设置呈现出积极导向;尼泊尔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则碍于各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博弈”呈现中立态度。研究发现,中国脱贫攻坚经验推广以及对南亚地区减贫合作的对外传播声音依然有待增强,这不仅有利于树立中国大国担当的形象,而且对中国与南亚区域内相关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减贫合作机制产生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