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概念创新——设证推理的框架和应用

科学概念创新是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通过分析科学概念创新的定义、科学概念创新的发展规律和科学概念创新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种有效的科学概念创新方法——设证推理框架ABD^1。ABD^1是基于皮尔士的科学逻辑和经典实用主义思想,采用了文本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和举例说明法,通过修正旧的设证推理框架的不足而建立的设证推理框架。ABD^1对科学概念创新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

设证推理在刑事疑难案件中的适用——从个案实证分析出发

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结论不可能完全由前提事实和推论规则直接得出。由于法的精确性以及事实的建构性存在诸多争议,导致事实不能轻易为公认规则所涵设,并且规则尚需进一步解释,这也是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区分之所在。在疑难案件中,单纯运用三段论已不能得出具有社会可接受性的裁判结果,而设证推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推理方式,其作用日益显现,这主要表现为设证推理能曲径通幽、为案件提供新思路,是法官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对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的具有创造性的推理。

事后道歉证据的证明逻辑——以长崎事件为例

被告人“道歉”,或者出于认罪被归为自白,或者出于礼貌、同情等其他理由被归为辩解。这两种解释相互矛盾,但都是用于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实质证据。道歉、提出和解等言语和行为,可以补强这种真实性可疑的作为主要证据的受害人控告犯罪之陈述,并进而间接推论案件事实,但是这种补强证据本身有时需要进一步的补强或者允许反证,其在程序法上可以达到转移举证责任的效果。从经验科学而言,以这类道歉、提议和解、采取事后补救措施等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的推论,是以或然性概括为大前提的设证推理,其结论是似真的,具有可辩驳性。从价值科学而言,这类证据的使用还需要法官在坚守无罪推定原则、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切实保持个人自由和社会防卫之间审慎平衡。

论证明过程中的设证推理——以南京彭宇案为例

设证推理相对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而言是最具有创造性的推理,设证推理能产生新的思想,这在事实发现和法律发现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设证推理作为一种推理方法也在法院的事实认定活动中被运用,具体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有所反映。但是设证推理由于裁判者的错误判断和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容易造成不适当的使用,所以在进行事实认定活动时需要对设证推理的运用设置范围和规则,以求达到更好地追求事实真相的目的。

皮尔斯一般符号学初探

本文以符号实在论为中心初步探讨了皮尔斯一般符号学的结构功能、符号定义、意指过程、符号分类和符号性质,在此基础上并简要涉及了皮尔斯逻辑思想和实用主义理论及其与符号学的关系。

刑事案件侦破过程中的事实假定及其偏差克服——基于刑事错案的分析

刑事错案的事实生产主要有两个关键的环节,即基于线索的事实假定(猜想)与基于证据的证实(伪)。事实假定可以根据一些零散的事实、证据和线索,锁定可能的犯罪嫌疑人,为侦查工作打开突破口。事实假定具有高风险性,其根本特征是可废止性。在事实假定的基础上,案件侦破工作得以展开,并基于证据来证实(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故事。但是,人类思维中固有的证实倾向的存在导致了证实的偏差,而成本因素、不合理的规定、不合理的观念乃至刑讯逼供的存在又强化了证实的偏差。证实的偏差使得事实假定的高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错案事实由此得以最终形成,从而制造出了刑事错案。为了纠正刑事错案中的事实偏差,必须考虑一些针对性的措施,特别是,坚持“好故事”标准对于克服刑事错案中的事实偏差可能大有裨益。

法律推理在司法中的融贯运作——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6号”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为法律推理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提供了模范样本。在"指导案例6号"中,法官综合运用多种法律推理方法:演绎推理构建了宏观架构,归纳推理提供了微观基础,两次类比推理的运用更是整个判决法律推理的核心,而设证推理则体现了法官对实体内容的考量。由此可见,优质判决的形成需要法官在其运用的法律推理方法之间形成融贯关系,我们也可以以此为标准来检验司法过程和判决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