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东魏的史学传统。

私人撰述与清朝设馆修史史学批评

清朝私人撰述种类众多,包括日记、笔记、文集、私人信函、年谱等,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史学批评信息和相对独立的史学批评承载体制。处于转型和总结时期的清代史馆,在汲取自唐而来的史馆修史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动所赋予的新鲜素材,及时总结史馆修史的利弊得失,形成了鲜明的具有清人色彩的话语言说体系和具有张力的史馆修史批评范畴。清人的史学批评既重视对前朝官修史书的批评,更重视对本朝官修史书的批评和反思,其史学批评提炼出的重要问题如史官素质、史书体例、分编共纂、信史实录等,皆通过反复商榷、质证,形成具有特点的史学批评范式。

汉沽一中图书馆设立问答台为师生服务

汉沽一中图书馆在日常借阅工作中,注意配合教学和读书活动,不做‘看摊儿’的,而当‘领航人’,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设馆、建碑与立制

１月４日傍晚６点５０分，重庆綦江彩虹桥轰然倒塌，４０个无辜者魂归西天，其中年龄最小的才７个月。昔日美丽的虹桥在人们眼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丑陋！血的事件震惊了国人。然而，近年来发生的一个个怵目惊心的事件告诉我们，虹桥只不过是“豆腐渣工程”中浮出水面的冰...

从中印互设领馆谈判看议事日程的重要性

预先谈判是外交谈判的重要环节,预先谈判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正式谈判的议事日程。议事日程直接关系到谈判的顺序问题,即谈判双方就给予和获取达成一个妥协。本文通过深入分析中华民国和印度相互在葛伦堡和疏附设立领事馆这一外交案例,揭示出外交谈判中议事日程的重要性。中方对于印方提出在疏附设领草率答应,而没有明确中方答应的前提条件是印方同意中国在葛伦堡设立领事馆,导致中方在此后的外交谈判中陷入被动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被动局面才被扭转。

把握时机,开展丰富多彩的博物馆宣传活动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是我市新开放的专题博物馆,它在国内首次以文化地理区为单位设馆和组织展览,是对中国博物馆界长期以来按行政地理区为单位设馆这一常规的一次突破。为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效益,扩大影响,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在开馆之初即抓住时机,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

鲜卑民族之于北朝史官制度的设立、推进和创造,对发挥史学的民族文化认同功能起了重大的作用。北魏在继承汉魏著作官制的同时,发展出完备严谨的国史编纂制度。北朝几代史家则提出了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史学思想。至北齐,史官制度与史家主体二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催生了设馆修史这一新的机制,其对传统史学影响深远。这是北朝积极推进民族文化认同所结出的硕果,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和日后的民族文化认同。

五代时期:历史编纂优良传统经受的考验

五代时期政局混乱,历时短暂。与政治上的剧烈变动所不同的是,史学在这一时期获得持续发展。五代各朝均设馆修史并形成制度,为战乱中的史书纂修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五代史馆不仅于战乱频仍中搜集大量当代史与前朝史史料,而且撰成了内涵丰富的当朝实录以及二十四部正史之一《旧唐书》。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五代史学的研究多聚焦于五代实录与《旧唐书》的编纂过程,而对其思想、特色与价值等内容疏于考察,因而有必要从编纂思想的视角,重新审视五代史学的总体成就,并由此揭示五代史学承唐启宋的演进特色。

吴缜与《新唐书纠谬》

在两宋史学繁盛的百花园中,考据学不失为一枝奇葩。诚如王国维所说:“考据之学,亦至宋而大盛。”这一时期,考据成为普遍风气,考史著作蔚为大观,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下称《纠谬》)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佳作。

《史通》评唐代修史

《史通》评唐代修史杨绪敏刘知几《史通》约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年间，在此之前，唐代史学有了很大发展。贞观年间，唐太宗鉴于武德年间萧等修前史未成，决定改组史馆，并将史馆移至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使修史之事，统由宰相领导。这个措施，是中国中世纪文书编纂上一个重...

论唐太宗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贡献

唐太宗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是设馆修史制度的创立者，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力提倡编撰史书，亲自撰写《晋书》四论；继承和发展了史学“褒善贬恶”、“以史为鉴”

唐宋史籍繁荣昌盛的原因

唐宋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是史籍繁荣昌盛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封建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和对修史的支持是史籍繁荣昌盛的关键;造纸业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与改进为史籍的繁荣昌盛提供了便利:私人修史的兴盛增加了史学发展和史籍繁荣昌盛的活力.唐宋两朝达到了中国史籍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

“克己归仁知言养性”的儒学大师徐存

徐存字诚,号逸平,家住江山县南塘(今属何家山乡),北宋末宣和年间,从师于福建著名理学家杨时,学成后返回故里,在清湖、南塘等地设馆讲授经学、理学,门人弟子遍及邻近各县,前后计有千余人.南宋初年,徐存作隐者,专心致志于讲授径、理学,在闽、浙、赣一带颇有名气,当时宰相秦桧多次征召为仕,其屡不应,明江山县知县黄伦赞为:“一代真儒,所立之高,殆若凤凰之翔于千仞”.徐存治学谨严,堪称一代宗师、

不可见“乎”即读

旧日塾师设馆,授童稚以句读,解《论语》首章未竟,一学子躁不可耐:“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见‘乎’即读可也,何先生之不惮烦?”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句中用虚字例》中说:“虚字乃语助之词,或用于句中,或用于句尾,本无一定”,“乎”字用如语助,多置句尾,但见“乎”即作句,亦不足训。

中国出版简史[19]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出版(公元581——960年)

第五节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著作四、史学、地理学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唐代设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对史书编辑工作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被封建王朝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成书于唐。

宋编修院设置时间考

宋代官府修史,曾设编修院作为专门的修撰机构。关于编修院始置于何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已故史学史专家金毓黻先生认为:'宋初置编修院隶门下省,专掌国史实录,并修日历。'并谓这一制度'自宋初开国讫元丰,约百余年,为时颇久'(《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载《说文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9月出版)。说编修院置于宋初,这是不确切的,其理由和证据有如下述。

朱子书函教育及其特色

朱子一生以讲学为主,其教育的方式,除了设馆授徒面授以外,还通过书信教导弟子。在《朱子全书》里,就收集了朱子答朋友、弟子的书信数千封。朱子通过书信的方式,扩大了教育范围,加大了宣传儒学和理学的力度,培养了许多人才,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独树一帜。本文以朱子书信指教徽州弟子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