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东魏的史学传统。

私人撰述与清朝设馆修史史学批评

清朝私人撰述种类众多,包括日记、笔记、文集、私人信函、年谱等,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史学批评信息和相对独立的史学批评承载体制。处于转型和总结时期的清代史馆,在汲取自唐而来的史馆修史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动所赋予的新鲜素材,及时总结史馆修史的利弊得失,形成了鲜明的具有清人色彩的话语言说体系和具有张力的史馆修史批评范畴。清人的史学批评既重视对前朝官修史书的批评,更重视对本朝官修史书的批评和反思,其史学批评提炼出的重要问题如史官素质、史书体例、分编共纂、信史实录等,皆通过反复商榷、质证,形成具有特点的史学批评范式。

《史通》评唐代修史

《史通》评唐代修史杨绪敏刘知几《史通》约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年间，在此之前，唐代史学有了很大发展。贞观年间，唐太宗鉴于武德年间萧等修前史未成，决定改组史馆，并将史馆移至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使修史之事，统由宰相领导。这个措施，是中国中世纪文书编纂上一个重...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

鲜卑民族之于北朝史官制度的设立、推进和创造,对发挥史学的民族文化认同功能起了重大的作用。北魏在继承汉魏著作官制的同时,发展出完备严谨的国史编纂制度。北朝几代史家则提出了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史学思想。至北齐,史官制度与史家主体二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催生了设馆修史这一新的机制,其对传统史学影响深远。这是北朝积极推进民族文化认同所结出的硕果,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和日后的民族文化认同。

五代时期:历史编纂优良传统经受的考验

五代时期政局混乱,历时短暂。与政治上的剧烈变动所不同的是,史学在这一时期获得持续发展。五代各朝均设馆修史并形成制度,为战乱中的史书纂修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五代史馆不仅于战乱频仍中搜集大量当代史与前朝史史料,而且撰成了内涵丰富的当朝实录以及二十四部正史之一《旧唐书》。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五代史学的研究多聚焦于五代实录与《旧唐书》的编纂过程,而对其思想、特色与价值等内容疏于考察,因而有必要从编纂思想的视角,重新审视五代史学的总体成就,并由此揭示五代史学承唐启宋的演进特色。

吴缜与《新唐书纠谬》

在两宋史学繁盛的百花园中,考据学不失为一枝奇葩。诚如王国维所说:“考据之学,亦至宋而大盛。”这一时期,考据成为普遍风气,考史著作蔚为大观,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下称《纠谬》)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佳作。

论唐太宗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贡献

唐太宗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是设馆修史制度的创立者，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力提倡编撰史书，亲自撰写《晋书》四论；继承和发展了史学“褒善贬恶”、“以史为鉴”

中国出版简史[19]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出版(公元581——960年)

第五节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著作四、史学、地理学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唐代设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对史书编辑工作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被封建王朝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成书于唐。

宋编修院设置时间考

宋代官府修史,曾设编修院作为专门的修撰机构。关于编修院始置于何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已故史学史专家金毓黻先生认为:'宋初置编修院隶门下省,专掌国史实录,并修日历。'并谓这一制度'自宋初开国讫元丰,约百余年,为时颇久'(《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载《说文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9月出版)。说编修院置于宋初,这是不确切的,其理由和证据有如下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