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赴日访书事新考

光绪二十八年(1902)董康赴日考察和访书之事有待商榷。光绪三十二年(1906)董康第一次东渡扶桑,利用考察裁判监狱事宜之机,访求古籍善本,结识日本著名古典文献学家岛田翰,并与之进行学术交流。回国时,岛田翰将日本所藏海内孤本影宋《诚斋集》相赠,此为二人学术交往的开始和见证。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至六月,董康被延聘为京师法律学堂商法教师,再赴日本,与岛田换易善本,并向缪荃孙推荐岛田氏。董康在光绪、宣统间的两次赴日访书活动对国内获取古籍善本信息和海外中国文献回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访书活动及其文学史意义

唐代重视文化建设,搜访逸书作为文馆重要职能之一,活动频繁。图书使或图籍采访者从京城到全国各地的搜书过程,推动强弱势文化区域之间的交流沟通。期间发生的各种学术和文学活动,丰富了文学发展史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交换馆员”王重民、向达欧洲访书考

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向达以"交换馆员"的身份,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派往法国、英国等国图书馆工作,积极查访流失海外的敦煌遗书和太平天国文献,并对这些文献进行搜集与整理,进而形成系统性的揭示与研究,由此成长为敦煌学等领域卓有成效的专家学者。

1927—1928年到日本内阁文库访书的中国学者——樋口龙太郎相关文章解读

自1880年杨守敬首开赴日访书之先河以来,日本的各大书肆、图书馆成为中国学者访书的必到之地,内阁文库就是其中之一,从1927年至1928年底先后有董康、胡适、袁同礼、马宗荣、张元济、郑贞文等多名中国著名学者到内阁文库访书。作为内阁文库司书,樋口龙太郎有机会接待了他们,并写下了详细记录,包括这些学者所看书目,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对来访者的评价等,从一个不同以往的角度给这段广为人知的访书史料提供了佐证和补充。该文将这些记录系统收集并整理出来,以期给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清代赴日考察官绅日本访书活动初探

有清一代,日本书籍西传中国的规模巨大,数量空前,参与其中者有商人、驻日使节、赴日考察官绅、留学生、旅日文人墨客及政治活动家、来华日人等。而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日本访书活动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极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不仅参与人数众多,携归书籍数量巨大,而且所访求的书籍不局限于从中国东渐的典籍及日人著述的和汉书籍等"旧书",还包含了当时中国人所关心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新书",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回归及中国近代化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访书旧事——兼谈近代三个侵华文化机构藏书的流散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全国范围内的访书工作。以三则访书旧事为线索,回顾中科院图书馆采访组工作人员对馆藏历史文献的争取过程,从中学习图书馆前辈争取与建设特色馆藏的经验。同时,梳理访书过程中涉及的满铁调查部资料室、英国皇家协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三个侵华文化机构的藏书情况、藏书价值及现状。

长泽规矩也中国访书述略

本文以长泽规矩也学术随笔《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及晚年回忆录《收书遍历》为素材,梳理和介绍了长泽规矩也历次来中国访书购书的经过和所获,以此管窥二十世纪上半叶日中文献交流之一斑。

杨守敬日本访书考略

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文字产生以来,其文化绵延久远,长期以来即是亚大地区的文化中心,周围邻邦无一不受其薰陶、沾溉,其中又以对日本的影响为最。数千年来。

坎坷与艰辛:从谢国桢《江浙訪書記》看我国近代以来的访书活动

访书活动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史及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史上起着重要作用。《江浙訪書記》系谢国桢所著访书著作。文章介绍谢国桢及其访书活动、《江浙訪書記》的成书背景和内容;详细分析我国近代以来(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文革时期)的访书活动。

杨钟羲日本访书考

应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之邀,杨钟羲于1933年赴日本访书。本文详细介绍访书的背景、经过和访书的成果,以及访书对古籍的保存和传播起到的重要作用,突出访书在中日文献、文学和文化交流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

王古鲁日本访书考略

王古鲁是民国时期日本访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访书以中国小说戏曲稀本为主,将访得的书拍摄回国。对王古鲁的生平和学术活动、访书的背景、经过和收获等进行考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略论王古鲁日本访书

王古鲁先生建国前滞留日本期间,对于中国古代佚书的访求极为专注,特别是对于小说、戏曲的访求,成果很大。他访得了明刊《古今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熊龙峰四种小说》及明代徽调戏曲散出多种等珍贵的小说、戏曲类文学典籍。这些典籍弥补了我国文化损失、丰富了我国文学宝库,对于我国小说史、戏曲史、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为中日文化交流和中国亡佚典籍的回流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页。

东瀛访书·购书·刻书──杨守敬《清客笔话》漫记

清末杨守敬在日本收集书籍活动，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代中日文化交往，对书籍史、目录版本学和古籍辑佚工作不无裨益。杨守敬从１８８０年起在日本的４年中，与森立之等交往，以抄写、交换和收购等方式收集了大量我国亡佚的古籍，《清客笔话》是他两交往的访谈录，内容包括谈话、信函、信条等。本文通过论述他们的交往活动和对《清客笔话》的介绍，使人了解这一有意义的中日交流史上的铁事。

略论王古鲁日本访书

王古鲁先生建国前在滞留日本期间,对于访求中国佚书方面极为专注,特别是对于小说戏曲的访求,成果很大。访得了明刊《古今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熊龙峰四种小说》、《明代徽调戏曲》等许多种珍贵的小说戏曲类文学典籍,弥补了我国文化的损失,丰富了我国文学宝库。对于我国小说史、戏曲史、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为中日文化交流和中国亡佚典籍的回流写下了引为注目的一页。

罗振玉日本访书述评

罗振玉访求佚书重视古钞本,对其文献价值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对于其他版本佚书访求所获亦甚大,特别是从日本和刻本中发现许多中国佚书和善本,并为使这些佚书重新流布作出了贡献。同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使所得一些佚书进一步完善,这些都极大地弥补了中国文化的损失。他又开访求中国亡佚古本通俗小说之先河,对以后的学者产生了影响。

李盛铎日本访书记

本文分别论述了李盛铎光绪年间作为驻日公使出使日本,以及民国初年作为经济特使赴日考察的两次日本之行的访书活动;总结了李氏的访书成果;并肯定了他在中日文献交流史上的积极作用。

清代前期清廷访书征书政策考述

图书典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各种政权文化政策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清前期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的政策,经皇太极、康熙、乾隆各朝的征书活动,朝廷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先后问世,是其对中国文化史的重大贡献。但是,这一过程中对民间所藏之书"或有忌讳妄诞字句"",或有大不敬之语",也进行了删改,甚至销毁,造成惨烈的文化浩劫。

内藤湖南中国访书的脉络与影响——以1905年奉天之行为切入点

从1899年以新闻记者身份到中国做考察旅行开始,直到1933年抱病出席在奉天举办的“日满文化协会设立”大会为止,在内藤湖南的十次中国之行中,其中有五次都与内藤湖南的中国访书事业密切相关。五次访书之行中,一次是以调查敦煌遗书为目的,其他四次中国访书之行都是以中国东北为主要目的。日本的内藤湖南的中国访书具有时间跨度大、次数多、目的性强、与政治关系密切的特点,对日本满学研究来说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促成了大量珍贵文献的保存与整理,促进了中日两国对满蒙文献、敦煌文献的关注,有效推进了满学、蒙学、敦煌学等学术领域的进步。

孙楷第的日本访书

孙楷第是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创始人。1931年,他受北平图书馆委托,东渡日本访书,归国后编纂成《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之后在此书目与《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和国内搜寻的小说材料的基础上写就《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创立了中国通俗小说目录史。此前的研究多侧重分析《孙目》1在小说学上的意义,对孙楷第的日本访书活动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多是稍带提及,未展开详细介绍。本文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详尽梳理孙楷第日本访书的背景、经过、成果及方法论渊源,并在历史视域中再评析《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的地位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