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必要性

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机关,证人不出庭作证不仅不利于法庭查清案件事实,而且也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针对证人出庭率低这一问题做了强制性规定,文章围绕着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及问题进行探析,以及对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性规定做简要解读,并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完善之举,以期发挥证人证言在司法活动中的真正作用。

对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理性反思

在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上,强制作证缺乏法理上、立法上的基础,违背自然正义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因此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论强制程序条款下辩方证人出庭

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作为保障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条款,是证人出庭的两条基本依据。目前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和实践主要聚焦于对质条款下的证人出庭,对依据强制程序条款下的证人出庭程序缺乏足够的重视,使得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的平衡性丧失。辩护律师依此条款申请辩方证人出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证人可以主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但不能以近亲属特权、律师当事人特权或者国家秘密作为拒绝作证的理由;对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强制到庭和司法拘留;增加规定携带证据到庭的通知书等。

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评析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类证据,而证人出庭率低成为影响案件质量和制约庭审功能发挥的瓶颈。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通过对该项制度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证人出庭作证条件较为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正当理由不够充足、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例外存有局限性、对于书面证言作为庭审证据使用的情况缺少限制机制等弊端。为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诉讼新情态下强制证人到庭作证规范问题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证人到庭作证”的立法规定体现出“重作证而轻质证”及“惩罚犯罪优先,轻视保障人权”的倾向。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在线诉讼模式得以广泛应用,与传统诉讼模式相互并存,形成了诉讼模式的新情态。除固有问题外,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制度在诉讼新情态下还面临着诉讼活动被割裂,证人出庭场所泛化,义务内容难以在线上诉讼模式下落实,刻意从完整的诉讼程序中剥离证人到庭作证程序环节等新问题。因此,不仅需对传统诉讼模式中的法律规范予以完善,还需对在线诉讼模式有关规范做出针对性调整。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立法缺陷与制度重构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存在缺陷,证人出庭效果不佳。建议通过完善证人应当出庭的前置条件,确立有限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明确拒不出庭作证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并通过增加罚款、追究刑事责任加强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力度,重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刑事诉讼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

现行刑事诉讼法新增加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具体规则设计上还存在尚未明确和细化之处,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各种问题,现阶段需要进一步完善细化相关制度,以保障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实施。

从李庄案论立法强制证人出庭作证

重庆李庄案的判决给法学界留下了一些有关程序方面的讨论素材,其中证人出庭问题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前,我国的刑事证人出庭率非常之低,已经影响到97年刑诉法修改初衷的实现。在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的制度。我国也有必要在刑事诉讼中规定一些程序,从而保证证人能顺利出庭。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就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成为了一大亮点，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旧存在“证人不愿出庭，不敢出庭”的现象，究其原因是有多方面的。针对该现象，笔者将简要分析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建议，以期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与完善。

刑事强制证人出庭的相关问题探究

在"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的背景下,尽管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然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情况仍然没有太大变化,部分基层法院甚至2%都不到。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有制度的缺失,有现实的掣肘。在这种情况下,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而本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强制证人出庭的正当性即是否应该强制证人出庭进行探究;第二部分分析了我国强制证人出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则是关于问题的完善建议。希望借此能对我国的强制证人出庭有所帮助,得以促进司法公正。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成为了改革的核心与重点。在程序上，证人是否出庭关系到直接言词原则是否使用；在实体上．证人是否出庭关系到法院是否能够核实证据、查明案情从而得以正确裁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长期存在“证人不愿出庭，不敢出庭”的现象。针对该现象，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做了完善。笔者在下文中简要分析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证人出庭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意义重大,关系着案件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细化和完善我国证人出庭制度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证人出庭的预期价值,具体措施有:扩大证人保护案件的类型;明确保护措施的实施程序;完善强制证人到庭规定;明确证人拒绝出庭后其书面证言的效力。

强制证人出庭令程序问题研究

强制证人出庭令是强制证人出庭制度规范层面核心所在,以时间先后为序,其生成过程可以分为签发前程序、签发程序以及执行程序三个阶段。当下,出庭令签发前程序呈现出显著的“非规范化”特征,签发程序过于“行政化”,而执行程序又偏于“软弱化”。展望未来,出庭令签发前程序需要予以规范;出庭令签发程序应当回归司法裁判本质,赋予具体承办法官一般情况下的签发权;而出庭令执行程序,则需要改革法院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提升其执行能力;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公安机关的配合义务。

完善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构想

证人证言是诉讼活动中是最重要、最普遍运用的一种证据。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三大诉讼法对证人作证问题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屡见不鲜。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结果,最终影响了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价值的实现。为了改变当前证人不愿、不敢出庭作证的现状,就证人作证问题作了些探究和建议,以期对我国建立的《证人作证规则》有所裨益。

被追诉人权益保护的刑事证据制度设计反思——以我国刑诉法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为视角

被追诉人(含犯罪嫌疑人、被不起诉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保障,始终是现当代多国设计刑事诉讼制度过程中着重考虑的问题之一。证人作证制度是保障被追诉者合法权益的核心制度设计之一。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最终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制度。然而,该法实施以来,根据我们对"强制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跟踪与实证调研,上至最高人民法院、高级及中级人民法院,下至被调研的基层人民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都受到了冷遇。由于理论基础研究不充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赖以依存的一系列配套制度、规则和原则在我国现行刑诉法框架下并未健全,零敲碎打式地引进确立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实际效果仍需进一步深入的实证研究,寻求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撑。

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风险控制

《刑事诉讼法》(2012年)规定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促进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均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该制度不仅本身存在适用范围过窄,未出庭证人审前陈述证据效力未明确等缺憾,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还存在可能导致诉讼成本激增、控诉方取证难之风险。如何控制这些风险,关键在于还法律制度功能性产物之本来面目,以一种整体性思维分析域外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我国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并建立诸如合理的证人出庭例外、规范的证人出庭变通措施、可行的刑事诉讼费用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司法困境与立法重构

证人出庭率低一直是我国刑事审判工作的瓶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已三年有余,但仍未能改变证人出庭率低的司法现状。我国强制证人出庭立法体系法治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还需要立法进一步完善,不仅审视现有强制证人出庭机制的不足,还应将其与保障被告人对质权、加强检察机关举证责任、改变法院裁判权为主导的证人出庭诉讼格局紧密结合,将证人出庭模式从职权启动逐步向诉权驱动、对抗诉讼模式转变。

刑事辩护律师取证权刍议

随着刑事庭审制度改革的不断完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控诉方和辩护方在刑事庭审过程中双方权利对等的提出证据权和质证权。但在取证权制度的设置上由于现行立法缺陷,导致庭审过程流于形式,难以实现控辩双方积极对抗。目前应完善现行立法,改变辩护律师取证难的缺陷,追求控辩双方力量对等,实现控辩双方积极对抗,最终实现程序正义。

从京城“刑事诉讼法预热第一案”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解读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2012年3月14日通过,这是时隔16年之后,刑诉法的再次大修。而这次修正案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修改与完善。2012年09月13日北京市首起非法证据排除案在一中院公开庭审,本案也被称为"刑事诉讼法预热第一案"。文章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探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亮点和如何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