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是指在证券执法过程中,证券监管机构通过与被监管者协商,就特定的被调查行为达成和解,以被监管者自愿的作为或不作为代替形式上的行政处罚,从而终结案件的一种执法机制。我国在立法层面确立证券执法和解制度需要解决好和解的适用条件、基本程序、和解内容和效力等问题。

契约理论下证券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分析——以万福生科案中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为视角

证券和解作为行政和解制度的一部分,来源于私法上的和解契约理论,从契约角度阐释在证券执法中引入和解制度的正当性,从而彰显万福生科案中投资者保护的有效尝试,释放和解制度在证券监管领域的能量。

美国证券执法和解制度镜鉴

证券执法和解通过协商方式消除行政争议,并由当事人交纳和解金直接补偿投资者损失,是一种相对柔性的新型执法模式。美国证券执法和解以其灵活的制度设计、便捷的流程和多元化的和解路径,成为美国证券执法的主要手段。同时,在美国证券执法和解实践中出现的有关和解当事人是否需要承认违法、司法审查应当更注重实体还是程序、和解结果是否偏袒大公司等争议应引以为鉴。新《证券法》和《证券期货行政和解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我国证券执法和解面临的和解条件过于严格、和解程序启动不畅、和解信息公开不足等问题作了针对性的修改完善。进一步优化我国证券执法和解制度,宜从建立公正规范的和解案件选取机制、重视和解公开和司法审查介入、优化和解与刑事追究和民事赔偿机制衔接等方面着力。

证券监管和解理论与制度研究——我国证券监管路径新选择

证券监管和解制度是应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对高效、快捷的违法违规行为处理机制的强烈要求而生的。其实质是行政和解在证券监管领域的运用,表现为一种非强制、非对抗、贯穿契约自由精神的行政纠纷解决模式。证券监管和解制度在美国、我国台湾及香港等地区被广泛运用,并设置了诸多精巧机制,健全了这些地区的证券执法体系。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处于稳步发展时期,日益增多的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行为对现行低效率证券执法体制形成巨大挑战。证券监管和解应是解决当前执法效率低下的有效途径,应积极探寻这一执法制度在我国的作用空间,构建与市场发展状况及现行制度相吻合的机制,这是增强我国证券监管与执法力度的一种新路径选择。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检视与革新

证券执法行政和解的实施是行政理念转变和执法方式创新的结果,具有实现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全面关照的特有功能。以《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为起点的“试点”工作囿于严格的和解适用条件未达到应有的试点效果,执法和解制度难以借助实践经验完成查漏补缺。《证券法》的修改以及《证券期货行政和解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为和解制度的优化带来契机,和解适用的准入条件放宽后,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应当从适用条件的细化、运行程序的完善和监督机制的引入等方面着力,以完成证券执法行政和解制度的革新。

论证券行政和解制度的完善——以行刑衔接条款为例

证券行政和解制度的实施表明我国监管方式的转变,但因《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严苛的适用条件,截至2020年仅有两件适用案例。对此证监会颁布《证券期货行政和解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证券行政和解的适用范围、期限等进行了修订,但由于行刑衔接条款的不完善,将60%的刑事回转案件排除在外,导致此次修改仍收效甚微。传统上调追诉标准的观点是一种短视行为,为解决该问题,可将行刑衔接条款进行修改,将刑事回转案件纳入适用范围,以推进证券行政和解,构建良好市场生态。

探析先行赔付制度的构建——以《证券法(修订草案)》为探讨背景

2017年4月24日《证券法(修订草案)》提请二审,先行赔付制度作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措施之一引发关注。先行赔付在法律本质上是先行赔付人与投资者之间达成的和解,先行赔付方案则是双方之间的和解协议。先行赔付制度化能够弥补传统诉讼时间成本过大、投资者较为分散且诉讼成本过高、投资者利益无法获得充分保护的不足。目前,先行赔付制度还在逐步制定中,本文从先行赔付主体、赔付范围、程序性规范以及先行赔付人的追偿权四个方面讨论先行赔付制度的构建。

证券行政和解中投资者行使参与权与知情权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证券行政和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逐渐受到关注。在证券行政和解中,投资者行使参与权与知情权是保障其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投资者往往会面临一些问题,如信息不对称、参与度低、和解协议透明度不足等。这不仅影响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制约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为投资者在证券行政和解中更好地行使参与权与知情权提供有益的参考。

比较法视野下证券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关键问题研究

证券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是《证券法》在借鉴反垄断经营者承诺制度基础上创设的一种新型证券执法方式,其制度前身为证监会于2015年试点实施的证券行政和解。证券行政和解在我国试点实施效能不彰,既有因制度不完备导致的实践不足,也有因市场顾虑产生对证券监管机构滥用和解权的不信任感。破解制度适用僵局,有必要在比较法视域下对当前我国证券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关键问题作检讨完善。承诺前提方面,可尝试在部分涉众型案件中将当事人承认违法作为达成承诺认可协议的前提,以增强承诺制度的正当性并推动其与证券民事诉讼衔接。承诺范围方面,坚持放宽承诺制度适用条件,细化并公开适用条件中的原则性规定和考虑因素,探索指导性案例实践,形成对证券监管机构滥用自由裁量权风险的有效管控。承诺内容方面,明确承诺金征收标准,提升投资者获偿及时性,强化合规措施及其监督落实措施运用。承诺程序方面,改进公众参与机制,加强信息公开,通过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使承诺制度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构建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逻辑缺陷和可能路径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是证券市场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我国无论是证监会还是学界都呼吁尽快建立证券执法和解制度,但制度构建者与部分学者的理由在逻辑上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证券执法和解并非是对于行政权力的一种处分行为,而是不同行政权力行使之间的转换;其目的并非是为了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取证难、违法认定难以及执法成本高等问题,而是为了减少诉讼风险、维护执法声誉以及解决执法人力与资金紧张的情况;其在我国并非能够起到息诉的作用,相反我国应积极构建证券诉讼渠道;证券执法和解的构建未来应在执法与和解的适当分离、和解金的补偿机制以及和解的司法审查方面进行可能探索。

证券行政和解中投资者行使参与权与知情权的困境与出路——程序性规范的研究视角

基于对行政执法效率和行政执法资源合理配置的考量,证券领域开始积极试点行政和解制度。证券行政和解制度中隐藏着一些风险,在和解过程中建立程序性制度帮助投资者有效地行使参与权与知情权,能最大可能地降低这些风险。结合我国最近出台的《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和《行政和解金管理暂行办法》,以程序性规范为路径对投资者参与权和知情权的实现机制提出合理化建议。

刚柔并济,合作共赢——证券行政执法中的和解制度初探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提高监管效率成为中国证监会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在分析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相关立法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引进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建议与构想。

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比较研究

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在美国、欧洲许多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广为应用,并卓有成效。而我国则亟待建立此项法律制度,尤其是要抓住这次《证券法》大幅度修改的机会创设该项制度,本文通过对美英、德和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相关制度的具体考察,提出对我国借鉴境外相关制度在《证券法》中创设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思考。

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概览

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出台后,尚未在实践中予以运用。但随着申请渠道进一步的明确,在实践中已有大量主体向监管部门递交了适用承诺制度的申请,其中紫晶存储案件保荐人的高调申请,监管部门的高调受理,更是预示着承诺制度进一步落地实施已逐渐成熟。结合国外证券违法处理的情况,证券和解作为降低监管成本、投资者维权成本的重要制度,发挥着行政处罚重要的替代功能。伴随我国压实证券各方主体责任,打击证券违法的各项举措,证券违法行政、民事、刑事案件层出不穷,相较于较早时期,承诺制度更有其实践意义。为此,笔者对承诺制度的运行规则进行梳理,并进一步指出投资者保护机构在其中应发挥的重要功能,供读者参考。

证券行政和解制度分析

证券行政和解的实质是行政相对人缴纳行政和解金,补偿投资者损失,以此替代行政处罚决定。证监会实施证券行政和解制度,是证券监管理念的转变与执法方式的创新。2015年证监会制定《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试点证券行政和解,但2015年至2019年共实施2件行政和解案例,实践表明,严格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限制或阻碍了证券行政和解制度的实施。我国2019年新《证券法》从法律上建立了行政和解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为实施新《证券法》的行政和解制度,坚持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理念,证监会需要修改《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中相关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的规定,促进证券行政和解制度的执行与实施,并体现证券行政和解制度所应具有的及时性、低成本与高效率特征。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作为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其灵活便捷的程序成为美国SEC监管执法的“快刀手”。基于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面的考量,我国证券领域也开始积极探索行政和解的执法模式。然而,自2015年《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出台以来,证监会与当事人达成的两例和解实例中却显现出适用条件严格、信息披露不足、程序保障机制缺乏等诸多问题,使得和解存在异化为单方强制权的可能。随着新《证券法》和《证券期货行政和解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配套实施,证券执法和解制度有望得以改进,但就具体制度的操作及优化路径而言,宜在坚持投资者保护的理念之下,从实体控制、信息公开以及监督救济等方面着力。

高盛因债券承销支付天价罚款事件分析及启示

马来西亚主权基金1MDB此前曝出非法挪用债券发行所筹资金、洗钱等丑闻,涉案金额高达26亿美元。高盛作为1MDB债券的独家承销商,受到多地监管机构调查,面临虚假陈述、内控失当、反洗钱失职等指控。高盛为谋求和解与各地监管机构达成和解协议,最终可能支付超50亿美元的天价罚款。此案中高盛因中介责任缺失付出的巨大代价对我国中介机构具有警示意义,与案件相关的私募债券监管问题和债权行政纠纷和解实践值得思考和借鉴。

对我国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适用条件的反思与展望——评中国证监会《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第二章

以中国证监会《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于2015年生效为标志,我国正式建立了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探索型试点。然而,自生效至今三年有余,我国并未发生一例真正意义上适用《实施办法》、达成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案例,这种结果应当不符合'试点'的意义及立法者的期待。本文认为,《实施办法》规定的和解适用条件可能过于严格,限制了和解的启动,尤其是其中的消极条件更值得重新审视。同时,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解决制度供给不足或缺陷的功能应当得到充分重视。在此意义上,几类在证券执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争议的案件可以作为试行证券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重点考虑对象。

证券法的权利观

证券法的属性争议不会影响其以权利为本位,却影响其权利的表达方式。证券法对投资者利益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正面直接赋权,而是令投资者的交易相对方负担义务。“赋权-行权”路径无法充分维护证券法的法益,需要公益性组织承担维护证券市场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证券法》民事责任存在种类稀少、样态单一、构成要件过于严苛等弊端,修改后的追责程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投资者的维权动力,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用处不大。应当重新厘清《证券法》宗旨,显著增加《证券法》义务规则的强度,加大外部行政机关对《证券法》的干预,完善投服中心利用诉讼机制保护投资者整体利益与证券市场秩序的职能。

证券监管机构权力配置之评析与反思

证券监管权的配置包括证券监管权的分配,以及为权力的实现匹配保障措施,最终致力于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证券法》(2019年修订)对我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原有规定内容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新增或维持;修法的合理性与缺憾并存。一方面,在证券监管机构权力扩张的同时,未能同步推出保障权力不被滥用的约束措施;另一方面,保障证券监管权有效行使的配套措施或制度亦不充分。前者集中体现在新增的证券监管措施规定上,后者则从证券行政和解制度的规定中可见一斑。证券监管权的有效行使是证券监管机构权力配置的核心,以此为视角来审视我国《证券法》修订内容,可发现证券监管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和问责性,及其与证券自律监管主体之间的权力合理分配等方面的问题,也是证券法治未来完善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