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陈述案件中证券服务机构注意义务的厘清与修正

虚假陈述案件中,司法裁判开始要求证券服务机构根据注意义务、注意能力和过错程度的差异承担比例责任,但在注意义务边界厘定、因果关系证成、履职尽责抗辩等方面仍待细化。未来,除继续引导证券服务机构发挥“看门人”作用外,也要适度平衡投资者保护与证券服务市场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避免将过错推定责任演变为保证责任。具体可通过明确一般注意义务边界不存在类型化区分、释明特别注意义务的排除过错情形、厘清比例连带责任内部追偿法理、构建吹哨抗辩权制度等予以修正。

证券虚假陈述中证券服务机构的连带责任分析

在证券虚假陈述中,《证券法》基于公共政策将证券服务机构与其他各主体的责任共同规定为连带责任,相关司法解释虽与《证券法》刚性连带责任存在不同的立场,但并未直接规定具体的法律后果。本文研究发现,若证券服务机构与发行人等其他主体共同故意实施虚假陈述,应共同对投资者承担连带责任。若证券服务机构与发行人等其他主体分别实施虚假陈述,分为三种情形:叠加的分别侵权行为,各主体承担连带责任;典型的分别侵权行为,各主体承担按份责任;半叠加的分别侵权行为,造成全部损害的主体与其他主体就共同损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其余损害由造成全部损害的主体承担责任。

证券服务机构IPO监督机制研究

证券服务机构在IPO过程中承担核查、验证、审核义务,客观、公正的证券服务机构对于公司证券市场价值准确定位、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以及风险防控的作用不可小觑。但是通过实证样本分析发现,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服务机构违法违规问题频出。一方面原因在于外部市场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法律与制度规定中证券服务机构角色错位的影响,最终导致其应然价值的迷失。在全面推进IPO注册制改革的新形势下,证券服务机构需从理论与实践中重塑"委托—代理"关系,建立诚信系统、完善诉讼机制,创建证券服务机构增强自我约束的多元路径。

证券服务机构诚信义务统合论

合理设置不同证券服务机构对投资者利益负有的看护义务,能促进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实现资本的市场化配置。在现行法下,诚信是对证券服务机构的共通要求,勤勉是诚信的实现途径。但“诚信”与“勤勉”表述过于概括与模糊,不足以提供清晰的行为预期。诚信与勤勉具体内涵的界定,应以证券服务的业务本质与法律关系的具体分析为前提,采实质而非形式标准。发行人中介对投资者仅负有不欺诈义务,经纪人应采必要注意为有利于委托人之事务处理。但对提供投资咨询与资产管理业务的从业者,应施以受信义务。受信义务不同于诚信义务,其核心是防范与管理利益冲突,利他要求显著高于诚信义务。

监管创新背景下证券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

2019年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调整了原来相关证券服务机构事前准入审批的监管体制,加强证券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创新监管方式。“十四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此后,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大幅提高证券服务机构犯罪的刑罚力度。于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压实证券服务机构责任,保障其功能发挥,促使其勤勉尽责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虽是常态化的,但是不同的监管措施采取的标准却不尽相同,具体则要根据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履行情况,即“勤勉尽责”义务履行情况进行把握,证券服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的第三方执行机构,是交易双方的中介,其所承担的责任与交易双方各自所承担的义务具有一定重叠性,并且在各证券服务机构间亦有重叠,那么证券服务机构作为第三方侵入的程度需要严格考量,需要在公司内部监督失效的前提下发挥其监督职责。同时从证券服务机构最大效用发挥的角度考虑,职责分担的目标应当是震慑与引导作用兼顾,以此为前提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这就决定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性质,从执业角度分析,具有明显的服务性,但是从其策略选择角度来讲,则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实践中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内容主要是勤勉尽责,进行类型化分析,则包括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及谨慎义务。

注册制下证券服务机构的“看门人”职责与监管机制问题探析——基于美国证券立法的启示

在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之下,注册制强调发挥好证券服务机构的“看门人”职责。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证券服务机构核查、验证的义务履行不够导致我国境内证券发行文件制作的质量参差不齐。对此,为了探讨如何建设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首先,剖析了注册制背景下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的问题点。其次,对美国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与监管机制的多元化主体互动监管机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再次,就完善多元监管主体互动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机制进行了思考,提出应夯实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功能性监管定位,强化证券服务机构自律监管,发挥行业自律规范的作用,完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自律监管互动的信息披露保障机制,建立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监管模式,创设公平基金制度等建议。

证券服务机构IPO勤勉尽责研究

证券服务机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勤勉尽责是证券服务机构的内在要求。证券服务机构勤勉尽责的实现,对于维护IPO的公开、公平、公正,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为证券市场投资者提供实质保护等方面意义重大,从其作用也可窥见勤勉尽责的外延及边界。勤勉尽责的认定,需立足现行法律法规,从整体视角对主体性质、发行人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的干预和影响程度、披露信息重要性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并灵活运用,落实到个案分析。

证券服务机构独立责任承担的探讨

证券服务机构责任承担问题是2005年证券法修改时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是对我国目前证券服务机构现行的责任机制和证券服务机构有约束的自律、许可证制度、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加强证券服务机构民事责任的结论。通过对现行民事责任中的连带责任进行分析,认为应当建立独立责任机制并辅助以其它相关制度,确立证券服务机构独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

证券服务机构虚假陈述共同侵权责任形态研究——以《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为中心

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相关指导性文件中关于证券服务机构应承担的虚假陈述共同侵权责任形态存在争议,2022年1月2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将加剧司法适用的不统一性。对证券服务机构在证券市场中的虚假陈述共同侵权责任形态之厘定,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至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确定的一般划分标准——是否存在虚假陈述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为基本分类标准类型化分析证券服务机构应承担的责任形态,同时还需依据证券市场运行的特性,对证券服务机构承担虚假陈述共同侵权责任的过错认定及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形态进行特殊调整,从而根据不同情况确定证券服务机构承担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

证券服务机构虚假陈述连带赔偿责任实务辨析

修订后的《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了证券服务机构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目前,全国法院针对证券服务机构虚假陈述赔偿案件出现多起高低差距甚远的判决,反映了《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证券服务机构“连带赔偿责任”的立法过于粗疏,也反映了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其他侵权类型,且影响之深远,可能波及整个资本市场的生态,有必要从法理上厘清条款原意,并提出必要的修订意见。

证券服务机构连带责任的困境与解释路径修正

《证券法》第163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规定可能产生“过错与责任不匹配”的负面效应。自“中安科”案形成的“部分连带责任”,不仅缺乏法律规定,也缺乏多数人侵权行为及责任分担理论的支撑。域外比例责任相较于“部分连带责任”在风险分担上更合理。本文首先对证券服务机构侵权责任成立的情形进行认定,在此基础上,根据多数人侵权规则确定证券服务机构与发行人的责任分担。最后,通过对《证券法》第163条、新《虚假陈述规定》第13条的体系性解释,证券服务机构承担连带责任应当限缩在故意、重大过失情形,一般过失情形下适用《民法典》第1172条承担按份责任。

虚假陈述案件中证券服务机构民事责任承担再审视

证券服务机构民事责任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造成司法裁判结果的差异,也为法官裁量言说留下空间。分析我国法院司法实践,可发现主要存在全部连带责任、补充赔偿责任、比例连带责任等三类处理意见。对此,2022年《虚假陈述若干规定》具有积极意义,但在过失情形下责任承担问题上的适当留白体现出在法律与司法解释动态平衡时的审慎。类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比例连带责任有其合理性,而路径选择应兼顾投资者权益的救济效率、责任主体内部追偿的公平性、修法频率等因素予以综合考量。

美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探析

美国证券市场是一个高度开放活跃的市场。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效益,运行有序、管理有效的证券服务机构显得非常重要。因此,美国证券市场重视对律师、会计师和信用评级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发挥其积极作用。在具体实施中,由美国SEC统一实施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同时配合行业自律和市场投资者的监督,完善责任追究制度,最终实现对证券服务机构的有效监管。借鉴美国的监管经验,笔者提出,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对证券服务机构的行业监管,可探索先行试点在证券服务机构行政监管中推进行政和解执法模式,以期提高执法效率。

义务范围理论下证券服务机构过失虚假陈述赔偿责任

证券法第163条第1句明确了基于证券服务机构义务范围判断其赔偿责任的要求。义务范围理论的核心是,义务均有其意图预防的具体风险,只有落入义务预防之风险所生的损害,义务违反者才需负责。义务范围理论经由义务范围确定与义务关联两个步骤实现其功能,不仅为认定证券服务机构赔偿责任提供指引,亦为其承担比例责任或连带责任提供依据。义务范围确定用以定性行为人所负有的注意义务旨在预防的风险及其所生损害类型,可区分为提供建议与提供信息两类义务。证券服务机构通常只承担提供信息类义务,因而仅就其服务意图预防的特定风险负责。义务关联则涉及损害归属的评估,用以量化行为人所需承担的损害数额。义务范围影响过失虚假陈述赔偿责任中过错与信赖要件的判断,且能将过错程度与原因力考量纳入其中,弥补相关理论的不足。

证券服务机构自律治理机制研究

以往的治理主要指的是"他律治理",随着社会治理形态的发展,"自律治理"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中证券服务机构的自律治理可谓其中之典型。证券服务机构的内部治理规则涉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评级机构等诸多相关方,证券服务机构已经居于治理角色的位置。中国资本市场治理亟须证券服务机构承担治理者角色,在国家治理之外,发挥好证券服务机构自律治理的功能。鉴于国家治理与资本市场治理存在局限,证券服务机构参与治理成为必要,但目前其自律治理也因主体定位不明等原因存在明显不足,故有必要重思证券服务机构自律机制的构建。以投资者保护及有限政府理论为逻辑基础,引申出实质保护、辅助监管以及严格审核三项治理功能,据此着力构建完备的作用发挥保障体系。一方面要探寻证券服务机构自律治理作用发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保障自律治理作用发挥的可行性,从双重维度构建证券服务机构自律治理机制的良性运行模式。

证券中介服务专业机构信用危机反思

诚信是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当前屡屡曝光的违规事件中本应具有公信力的证券中介服务专业机构却舞弊甚至直接参与造假，这不公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发展也造成了这个行业空前的信用危机。究其原因，首先是执业环境不到位，扭曲了其独立性；其次，其从业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职业道德水平、风险责任承担都存在着缺位问题；最后，我们的监管体系和手段也不到位。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重塑证券中介服务专业机构的诚信：第一，改善执业环境，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第二，建立政府行政管理和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第三，加强对中介机构本身的治理，引入民事赔偿机制。

债券虚假陈述中证券服务机构民事责任厘定

基于《证券法》第163条规定的连带责任规则,区分过错以划分连带责任范围已成为公司债券市场证券服务机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流裁判思路。但学界认为单一的连带责任类型不仅过于粗放和严格,还不符合证券服务机构市场“看门人”的法律地位。究其根本,证券服务机构虚假陈述行为属于我国《民法典》规定的多数人侵权。公司债券市场证券服务机构虚假陈述的民事侵权责任应基于充分救济投资者损失的理念,在综合考量侵权行为类型与因果关系因素的基础上,突破单一连带责任类型的桎梏,在证券服务机构违反勤勉尽责义务出具不实报告造成投资者损失时将侵权责任承担方式限缩为概括的补充责任,达致过责相配。

证券服务机构虚假陈述赔偿责任的实证分析与要件回归

证券服务机构虚假陈述的赔偿责任面临现行立法形态各异、司法实践趋严适用等问题。对判决的推演过程予以实证分析,构建可资检验的论证准则,以期免于主观法感情的恣意。此类虚假陈述属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风险责任的分配应当与最终责任的承担相适应。在各种责任形态中,部分连带责任最为合理,立法变迁与司法实践亦对此有所回应。责任边际的划分标准依赖于责任要件的具体判定。主体要件应与主体责任相切割。精细化把握不同机构的虚假陈述行为,方能聚焦于客观要件来判定行为责任。一方面,事实因果关系不明的情况下往往采取比例因果关系作为法律责任的控制机制;另一方面,此类案件多涉及抽象轻过失,对于非专家部分的一般注意义务不应过苛。根据信息距离理论可以横向比较各机构的不同责任标准。要件化进路有助于提升社会总效益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双重目标达成。

证券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应承担比例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在证券法规定的连带责任框架下,按照责任与过错相适应的原则认定证券服务机构责任时,应从不实报告虚假陈述内容和证券服务机构的过错两个层次确定证券服务机构的比例连带责任。

虚假陈述新规下证券中介机构责任的司法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有关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新规,对证券中介机构责任作出较为全面的规定,也为投资者向证券中介机构主张权利提供了充足且明确的法律依据。新规诸多规则未采用连带责任的表述,为灵活认定证券中介机构责任预留了空间。新规对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认定规则的修订可能对高收益债投资者等产生影响。新规重申了损失填补原则,丰富了证券中介机构责任抗辩的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