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危机与程序统合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可谓壮观,但风生水起的背后隐藏着渐趋严峻的制度危机。危机的三重外在表象是“超简化立法系统性不足”“司法解释规则碎片化趋势”和“程序属性、制度功能异化”,其内在法理本质则是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实然性功能错位。将欲挽回残局,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与“司法解释”须回归应然性功能构造。为此,要立足于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明确要求,依托已纳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之《检察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一并考虑)的立法进程,提出“民事公益侵害阻断程序”的理论性支撑概念,结合相关立法的一体化配套修改,推进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性程序统合。

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食品安全侵权事件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食品安全法》制定之初即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以保障食品安全,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大食药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的通知》提出,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手段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结合,能够最大程度遏制违法行为、维护食品交易市场秩序。然而,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并不顺畅,如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不一致、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标准失当、惩罚性赔偿金管理制度缺失。为完善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设功能,应从完善法律规定,统一裁判路径;调整计算标准,明确考量因素;设立公益基金,统一管理制度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节制资本思维:证券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路径构建

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康美药业案”折射出新《证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的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对证券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不足。证券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受损会打击投资者信心,增大企业融资难度,影响资本市场发展。基于此,节制资本思维成为证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的底层逻辑,“实践—制度—理论”成为证券中小投资者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逻辑。今后应以节制资本思维为基础,构建以证券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主体二元化、投资者“默示加入、明示退出”诉讼原则、科学设置损害赔偿金的计算及分配方式、降低投资者诉讼成本、拓展检察机关派驻证监机关检察机构职能为框架的证券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路径。

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与完善

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是解决生态环境纠纷、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但是,该制度能否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还存在分歧。运用法解释学、案例实证分析、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立足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指出在适用中存在公私益诉讼的赔偿范围无区分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处罚、刑事罚金的关系不明,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不够具体,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管理方式不确定的问题。并提出制定衔接机制,明确公私益诉讼的赔偿范围;确立行政罚款、刑事罚金与惩罚性赔偿金的抵扣规则;制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规则;规范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管理的完善路径,进一步规制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制度,具有公益性。目前中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相对完善,但具体构建仍存在争议与空白。文章以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概述为入手点,探讨了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探究相关法律建议,旨在完善民事公益诉讼机制。希望可以解决现实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难题,有效维护信息社会公共安全利益。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整合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但两者在适用范围、运行程序上有所重叠,导致理论与实践层面诸多冲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衔接规则试图缓和两诉冲突,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在衔接规则无法解决两诉冲突的情况下,两诉的制度整合成为一种新思路。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制度整合的蓝本与核心,通过厘清两诉的理论争议,明晰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奠定整合的理论基础。在具体路径上,将行政机关列入整合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并对磋商程序、起诉顺位规则及举证规则进行优化,为解决两诉冲突提供治本之策。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路径优化——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方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属性,基于实体法或程序法单一维度的制度建构将会陷入“一元观”困境。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建构提供一种实体法关照。通过优化最具交互特征的三个支点:受案范围、责任形式和证明责任,不仅能够促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二元论,也有利于推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衔接,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其一,从实体法维度,将“不特定多数人”公共利益说作为基础,增加“规模性”与“无差别性”的标准,解决受案范围“众多个人权益”的程序判断难题。其二,从程序法维度,通过诉讼信托的方式,允许原告受让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解决惩罚性赔偿这一责任形式缺乏实体适用空间难题。其三,从交互维度,一方面承认法官裁量分配证明责任,解决“规范说”在新型复杂案件的实体失范难题;另一方面设定证明责任减轻的请求权基础,解决裁判失度的程序适用难题。

论残疾人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化

部分残疾人因身体和其他原因,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后私益诉讼维权存在一定困难,导致其维权比例偏低。保障残疾人的利益属于公共利益,应当得到司法救济。近年来,人们已经意识到可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机制来维护残疾人共同利益,但目前的起诉条件在一定条件下限制了残疾人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因此,应当尽快修改《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残疾人共同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并明确规定残疾人组织、残疾人个人和检察机关提起残疾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及相互关系。

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实施的困境及优化路径

数字经济领域垄断行为的不特定性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用户画像侵害不特定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数据壁垒限制数据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滥用行为损害数字经济行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均是数字经济领域公共性维度的体现。我国新修订的《反垄断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然而,从提起前提、提起主体、责任承担三方面看,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数字经济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界定争议大、消费者协会缺位不利于保护数字经济领域消费者合法权益、补偿性赔偿不足以威慑数字经济领域垄断行为产生的困境。因此,厘清数字经济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增加消费者协会作为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增设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设计有助于提升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可操作性,更好地保护数字经济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两大诉讼制度,两诉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两诉存在法律设定重合问题和现实顺位冲突问题,这根本上是因为不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没有形成生态和谐。为推进两诉递进式发展,应当将两诉各自发展完善并形成紧密衔接关系。从两诉的关系出发,深入探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存在的不足,才能推动两诉进行有机衔接,共同推进我国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的制度完善

随着我国公益诉讼进程的推进,产生了一种新的诉讼类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此类诉讼具有保护范围广泛、诉讼进程高效等程序特点,在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比其他类型的诉讼更加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与实体正义的实现。通过对全国调解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到调解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系统完备的法律规定,各地方法院仅处于探索模式,在适用范围、阶段、公告等具体程序方面难以形成统一的规范。因此,为了统一案件处理程序,更好地发挥调解在案件适用中的优势,应当进一步扩大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允许在刑事诉讼的任一程序阶段进行调解、保留对调解内容的公告程序,以实现对调解适用情况的监督和统一。

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视角下的证券民事公益诉讼

既有规则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了刑事制裁、行政执法、个人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四种保护路径,但存在刑事制裁的入罪门槛严苛、行政执法的权能有限、个人诉讼中投资者面临实质不平等的诉讼困境、特别代表人诉讼动力不足的瑕疵。证券民事公益诉讼可与上述制度实现有机配合发挥作用。证券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定位为既有规则之间的能动枢纽,而非规则替代;其起诉主体应当包括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和检察机关;通过诉前程序实现外部监督与自我纠错;在判决执行中引入提存机制可使证券民事公益诉讼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检视与制度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制度设计层面具有督促、公益、效率、权益等价值,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督促价值虚化、救济程序恣意、效率价值不彰以及权益保障不充分等问题。为推进其持续良性发展,应注重衡平两重价值,通过综合履职发挥法律监督价值,能动履职拓展公益救济价值。同时须在程序上进一步规范结案、劳务代偿程序、优化办案模式,并规范程序启动标准、赔偿认定方式与畅通权利救济渠道,从而加大私权益保障力度。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自《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以来,多起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案件在各地法院相继宣判。其中,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案件数量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充分说明了这一制度对于个人信息公共利益保护的重要性。但是,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独立性尚且有限、部分程序仍不科学、赔偿制度尚不完备等问题。本文旨在明晰这一制度的功能定位,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其尚且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设计、发挥其应有价值提供建议与启发。

论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的分配路径

为消解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的分配难题,法院在“威慑”与“补偿”功能的指引下创设了诸种分配路径。以分配对象之主体性质为标准,可将既有分配路径类型化为“上缴国库”“纳入公益基金”和“向受害消费者支付”。实然分配路径的合理性应在检验其与制度功能的匹配性基础上加以评判。在“威慑”功能维度上,三种分配路径均可等效实现违法行为之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在“补偿”功能维度上,“上缴国库”的方式无法直观或实质性实现补偿功能;“向受害消费者支付”因理念障碍、制度冲突、履行不能或不经济而削弱甚至消除“补偿”功能;“纳入公益基金”则因其与消费公共利益间的高契合度与强关联度而成为与制度功能相契合的适配性路径。然而,“纳入公益基金”的非一致性司法实践样态,表明其需要进一步的改造:在方向上,应以信托基金为引领;在具体构造上,应对各主体角色予以重新安排,并就妨碍消费公益信托基金运行的受托人选定与监督缺失问题探寻因应之策。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项维护公民及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的有效制度已经得到认可;调解制度以其高效性、实用性和灵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制度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体现了时代、效益和秩序价值,其理论基础是原告对环境公益的处分权。依"有限调解"原则,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的特殊模式予以考量,凸显公益诉讼的特征十分必要。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试点制度化的结果,但这种强制嵌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做法存在合法性问题。目前依托《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等规范依据的制度表现出全部的民事诉讼特征。虽然各地检察机关也在不断探索新模式,但基于犯罪行为的关联没能很好展现。除此,该制度从主体、程序和规则三个维度检视均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该制度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完善,大致包括:立法规定检察机关的主体资格及其受案范围;取消诉前公告程序,明晰调解程序;强化分工配合,完善执行监督体制来突破主体障碍;明确举证责任,完善取证制度及其保障措施;建立基金管理规则等。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设计与实务探析

近几年公益诉讼的话题高频率出现,具有广泛的社会关注性。在当前民事公益诉讼已经在实践中初见端倪之际,法学界不少学者已经在肯定民事公益诉讼价值的同时,逐渐从概念性的研究深入到具体制度的构建中来。对于民事公益诉讼创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提出民事公益诉讼的创建构想。

在实践与制度之间: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中国面向——以贵州省贵阳市“环保两庭”司法实践为例的考察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增加了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条款,但因过于粗糙、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从2007年起持续至今的贵阳市"环保两庭"的司法实践,是我国环境纠纷解决的一个创举。正因为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导向,"环保两庭"才能在没有相关制度资源可供援引,也没有司法经验可供参考,更有"实践创新超越制度边界"的嫌疑中,努力实现其能动司法的一面。其所取得的丰富的审判经验,对于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条款的修正有着不容忽视的启智作用,并将有益于我国最终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制度。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实证研究表明,现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存在消费者协会或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正当性不足、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不合理及惩罚性赔偿金的保管和使用无法体现公益性等问题。究其原因,为实现消费者私益保护创设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无法满足消费领域公益保护需求。确立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相耦合的公益惩罚性赔偿制度,契合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公益保护本质需求。公益惩罚性赔偿惩罚威慑功能发挥和公益保护目的实现,需赋予公益诉讼原告公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提诉案件范围保持谦抑性,公益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方式具备合理性,保障公益惩罚性赔偿金使用的公益效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