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证券法修订的积极意义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步伐的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已具备了实现重要突破的基础。现行的证券法只是一部阶段性的证券法律,已不适应我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证券法》的修订,改变了证券公司的业务链条、业务流和现实的业务量,本质上是对我国资本市场有价证券的发行交易、清算以及监管制度的调整。担当起其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负的历史使命,加快了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新一轮证券法修订的理念与若干基本性制度研究

目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证券法修订,在理念方面应当鼓励金融创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放松管制、适度监管。证券定义应当体现投资性金融商品性质,反映证券的投资性、可转让性、收益或交易价格与资产或股价指数相连动等特征。构建股票发行注册制,证券公开发行向注册机构注册,交易所依法审核发行申请人拟披露的信息,监管机构监督交易所的审核是否依法进行。应当反映和规定功能性监管,凡是投资性金融商品,均由证券监管机构统一监管。应当将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写入法条。应当赋予股权众筹以法律地位,规范股权众筹市场发展,防范集资诈骗风险。

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法律问题研究——兼评“《证券法》修订草案”中的股票注册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目前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但是,任何一项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存在对现行制度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又需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这就需要我们既要尊重我国股票发行审核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又要通过对《证券法》的修订,建立以信息披露监管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法律制度。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以期对《证券法》中有关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建立有所裨益。

探析先行赔付制度的构建——以《证券法(修订草案)》为探讨背景

2017年4月24日《证券法(修订草案)》提请二审,先行赔付制度作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措施之一引发关注。先行赔付在法律本质上是先行赔付人与投资者之间达成的和解,先行赔付方案则是双方之间的和解协议。先行赔付制度化能够弥补传统诉讼时间成本过大、投资者较为分散且诉讼成本过高、投资者利益无法获得充分保护的不足。目前,先行赔付制度还在逐步制定中,本文从先行赔付主体、赔付范围、程序性规范以及先行赔付人的追偿权四个方面讨论先行赔付制度的构建。

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与完善——以《证券法》的修订视角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新月异,我国证券市场也会不断地进行相应的变化。法治经济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部分,其立法要能够持续性的监管就必须要做到与当前保持一致。证券法的此次完善,更加贴合了证券市场相关的基础制度的需求,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根据证券法的修订,结合市场监管理论,探讨证券市场监管中仍有待完善之处及解决方式。

证券法修订应果断抉择

历时五年的证券法修订有望走向终点。12月23日至28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将审议证券法修订草案等多项草案这部资本市场基本法律的修订草案刚刚于4月“三读”,短短八个月后又进入其他法律少有的“四读”,提速迹象明显。有人士预料,草案可能在此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上市公司权益披露规则与“慢走规则”法律适用——从《证券法》第86条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谈起

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变动中,对于如何适用权益披露规则和"慢走规则"存在颇多疑问。《证券法》第86条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13-15条关于权益披露规则和"慢走规则"的规定,不够清晰、明确,甚至相互矛盾、不一致和不周圆,这给市场参与者(尤其是投资者)造成了一定困扰。因此,有必要对权益披露规则和"慢走规则"的法律适用作出一定的厘清。本文结合一个现实案例,对权益披露规则和"慢走规则"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梳理和分析,并尝试对此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

证券市场先期赔付法律制度初探

2012年万福生科造假事件一直备受关注。事件发生后,为降低损害,及时保护广大投资人的利益,其保荐人平安证券推出了"先期赔付"方案。以此为契机,先期赔付被写入了2015年的《证券法》(修订草案)。先期赔付制度有其建立的必要性,其可使受损投资者迅速得到赔偿,快速稳定证券市场。先期赔付纠纷解决方式的实质不是和解,而是追偿权的设立。先期赔付启动的时间在行政处罚之前,其协议的履行与行政和解无关。

论新《证券法》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证券市场在我国已有近三十年的发展.经过不断地发展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在不断健全、体系不断完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新修订的《证券法》设立了投资者保护专章,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制度的实际落实过程中,公告登记的程序不完善、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以及不服一审判决的当事人的权益保障等问题的存在,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完善.

给《证券法》安上铁齿铜牙

对欺诈发行不宜实行顶格处罚制度,可将2000万元作为欺诈发行的处罚下限,而上限则视相关情节而定,需要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不能让欺诈发行者有利可图。2019年12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如期召开。当天的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证券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较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报告提出了六大修改意见,包括进一步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精简优化证券发行条件,强化投资者保护等。

新《公司法》修订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主要影响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以此为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以“新”“原”区分修订前后文本)历经四次审议终于完成第六次修订,于2023年12月29日颁布,并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本次《公司法》修订删除款项16条,增加、修订款项228条,涉及实质性变动款项112条。在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少数股东权益、完善公司治理、巩固国有企业改革成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与民法典出台、证券法修订相呼应。

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研究

当前,股权众筹的创新性发展亟待相关立法作出回应,如何填补法律监管空白是股权众筹面临的核心困境。能否正确探寻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路径,直接影响股权众筹未来的立法框架与规制构建。因此,文章通过综合运用对比与规范分析的方法,总结我国股权众筹的发展现状与既有的法律监管政策,厘清《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股权众筹的限制规定,并对《刑法》中“非法集资”的红线规定作了必要分析,同时在借鉴《证券法》修订草案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可行性建议:应当明确股权众筹发行的小额豁免制度、设置必要的股权众筹准入门槛、遵循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固化股权众筹交易架构与明晰股权众筹交易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证券法发行上市条款的重大修订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全面修订是我国资本市场法制建设的标志性事件,许多重大条款的修订为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创造了条件。其中,证券法对发行上市体制的修订为进一步完善证券发行上市监管体制,强化市场主体对证券发行上市行为的约束,提高市场融资效率指明了方向。笔者试图从证券法重大条款的修订历程入手,通过对繁琐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理清证券法修订的基本脉络,并对证券法发行上市条款的修订要义和理由进行解读与分析。

新证券法的修订背景与属性

新证券法将"作出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显著提高证券违法成本、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强化信息披露义务、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等制度改革"作为修订的核心内容。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新证券法"),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新证券法在深入分析证券市场运行规律和发展阶段性特点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改革和完善。新证券法修订历时多年,数易其稿,本文着重从证券法立法和修订的简要历史出发,介绍本次修法的立法步骤、重点内容,以及对证券法属性的几点思考。

上市公司收购监管制度完善研究——兼评“《证券法》修订草案”第五章

在《证券法》修改过程中首先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中信息披露监管制度,包括:股份大量持有与增减信息披露监管,协议收购中的信息披露监管以及重大资产交易中的信息披露监管。其次,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监管制度,包括:要约的变更和撤销、预受股东的撤回权、要约中的定价原则和支付方式、余股强制挤出制度安排以及要约收购豁免等四个方面。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影响公司价值吗?——基于新《证券法》修订事件研究的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一方面可能通过风险兜底鼓励董事高管积极进取以提升公司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诱发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继而降低公司价值。本文通过2019年12月28日《证券法》修订导致公司诉讼风险整体增加这一外生冲击开展事件研究,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了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决策的选择偏差,发现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样本组在新《证券法》通过期间具有显著的市场价值增加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值效应在风险水平较高的公司样本中更为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激励效应,鼓励公司适度承担风险,积极研发创新以及兼并收购等扩张性活动以提升公司价值。本文研究为识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价值的净效应提供了较为可信的研究场景,探究了董责险对公司价值的可能影响渠道,同时也为现有法制环境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现实作用提供了部分证据。

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的执法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与完善建议

本文首次对我国2019年新证券法生效前的内幕交易案件进行了一个全面和深入的实证研究,并与境外法域进行比较,揭示我国内幕交易法律的执行情况。我国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持续加大,案件数量显著增长,以行政处罚为主,但2008年后刑事处罚逐渐增加。内幕交易变得更为隐蔽,体现在非传统类型的内幕人增多、内幕信息主要与并购相关、选择只交易且利用他人账户交易等。我国的内幕交易处罚类型与境外法域基本接轨,处罚强度甚至居于前列,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违法所得、社会影响、减轻处罚情节、是否使用他人账户等。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评价了2019年证券法相关修订,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并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论拟设股票注册制度的不足与完善——基于《证券法(修订草案)》的思考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的《证券法(修订草案)》规定了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注册制改革的动力在于现行核准制滞后于不断成熟的证券市场发展,有必要解读并借鉴美国肿注册制的核心理念。修订草案的证券发行注册制度体现了简政放权不彻底,证券发行双轨制不合理,交易所发行注册文件审核与上市审核衔接不畅,互联网技术在注册发行应用制度不足,部分程序设计不完善,反欺诈注册发行的配套制度欠缺等。为此,建议修订草案保留证监会有限的注册权力及证券发行全面注册制,实现股票发行注册审核与上市审核分离,完善注册文件审核程序及互联网技术审核应用制度,股票发行保荐人与承销商分离制度,确立配套的注册发行的反欺诈制度,保障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实施。

《证券法》修订完善资本市场治理

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证券法》,修订后的《证券法》将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落实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助于持续增强公众资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稳步提兩上市公司质量与核心竞争力,推进资本市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优化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多赢共享、包容普惠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此次《证券法》修订,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的新征程,意义非凡。

《证券法》2019年修订背景下股权代持的区分认定

股权代持是现代商事交易中实现资本所有权与资本控制权分离的工具之一,这一体现商事自由的委托出资方式在实践中被广泛适用。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肯定了委托出资关系的法律效力及实际出资人权益。但最高人民法院近两年在上市公司以及金融机构股权代持纠纷个案中连续确认股权代持协议因违规并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使得代持协议的效力认定陷入不确定风险之中。《证券法》2019年修订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变化"明确列为重大事件,而股权代持作为重要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形之一属于应当进行信息披露的内容,股权代持风险有可能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进行防控。实践中一概将股权代持关系不加区分地视为监管规范中所禁止的委托代持,混淆了委托代持与信托代持以及消极信托代持与积极信托代持的差异,并不能真正实现监管的初衷。股权代持由于代持原因、代持方式以及被代持主体的不同,产生的风险有很大差异,应该得到不同的法律评价。宜在对股权代持事实要素区分识别的基础上对其法律关系和法律后果进行规范层面的区分认定。违规股权及其收益如何处置以及行政监管与司法审判的界限如何划分,这些都应依据股权代持的具体情境作出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