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的构建

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肇始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长臂域外管辖权"。美国为了维护其本国利益,将反垄断法中普遍运用的域外适用原则也扩张到了证券法领域。但是1933年《美国证券法》和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域外适用制度。长期以来,美国联邦法院的司法实践确立了证券法域外适用的"效果准则"、"行为准则"、"混合准则"和"交易准则"。在证券市场国际化日益增强的情形下,为了保护我国证券投资者的权益和证券市场秩序及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需要,我国有必要建立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具体而言:(1)应确立证券法域外适用的"合理原则"和"效果原则";(2)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我国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但对其适用范围进行模糊化的规定;(3)应完善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

国际礼让原则下证券法域外适用之“效果标准”:意蕴与解释

证券法域外适用应坚守国际礼让理念。该理念的核心内涵包括“礼遇”和“谦让”,要求依据利益衡量理论和域外适用禁止推定原则克减证券法域外适用。在解释我国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构成要素时,应秉持谦抑的价值取向,坚持“效果标准”判断境外证券活动对我国市场和投资者造成危害的程度,将“效果”的内涵限定为“对国内证券市场或投资者合法权益造成直接的、可以合理预见的、实质性的影响”,同时具体化其判断标准,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现行规则的抽象性和原则性;还应吸收改良版“交易标准”中的合理内容,使其有机融入“效果标准”之中,以增加事前预防功能,最大限度减少不合理的域外适用。此外,国际礼让同时内含反制,要求为证券法域外适用构筑反制的安全装置。

我国证券法域外适用体系化构建的检视和完善——兼评新《证券法》第2条第4款的司法适用

《证券法》的域外适用条款不仅具有诉讼管辖规则功能,也具有冲突规范的法律适用价值。《证券法》的域外管辖应以“效果标准”为审查标准。在跨境证券纠纷产生跨境管辖权争议时,我国法院应以“先受理法院规则+承认预期规则”作为解决管辖权冲突的一般规则,以不方便法院和禁诉令制度作为补充规则。《证券法》在跨境证券纠纷中的适用,则应从单边冲突规范的定性出发,注重与相关冲突规范的协调处理,更应加强叙事论证和裁判说理。

我国《证券法》域外适用规则的解释论

我国《证券法》第2条第4款确立了证券法域外适用规则,确定的管辖权基础包括保护性管辖和以属地连接点为基础的管辖两个方面,可以适用进取型管辖理论。从解释论出发:首先是基础行为,监管机构需要对“在我国境外的证券发行与交易活动”进行法律审查,以确定能够启动域外适用规则;其次是作为域外适用核心原则的效果原则,应当从重大性标准、直接性标准和可预见的实质性影响标准等几个方面进行具体认定;最后是法律后果,具体包括“处理”和“追究法律责任”两种,证券监管机构有权依据证券法域外适用规则开展相应的调查处理活动,由行为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跨国证券投资法律适用规则与发展

跨国证券投资的法律适用包括证券发行与交易中的法律适用规则。各国有关证券投资的立法存在着差异与冲突,证券投资关系的准据法确定取决于对证券的定性及其适用范围的划定,大致包括证券物权关系、证券合同关系和证券股权关系三方面。其法律适用不仅针对证券发行与交易中的私法关系,也涉及证券监管中的公法关系。因此,应对证券法律关系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识别,区分其中的私法与公法不同属性,而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原则。跨国证券法律适用的发展,主要反映为证券法的直接适用及其域外适用性问题,尤其体现于美国扩大其证券法域外适用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