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程序解构及其重塑

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为我国证券群体纠纷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民事诉讼规则指引,是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举措。但该文件的内容没有超越《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中有关代表人诉讼的规定,本质上仍是对共同诉讼程序在证券群体纠纷领域的具体细化,并非根本意义上的制度创新。目前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存在起诉条件设置不合理、代表人推选程序粗陋、投资者保护机构效能有限以及诉讼费用分担机制抑制投资者积极性等问题。建议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证券集团诉讼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投资人示范诉讼,从废止起诉条件中的前置屏障、细化代表人推选程序、提升投资者保护机构作用和优化诉讼费用分担机制等方面,对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进行完善。

证券示范诉讼的程序构建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也随之增加,相关证券群体纠纷的诉讼量也日益增多。但与此同时,现有的司法程序无法为纠纷解决提供高效便捷的途径。在此背景下,德国示范诉讼程序可以为证券群体纠纷提供有效的解决措施,减少群体诉讼的繁琐,预防大规模事件的发生,高效的解决群体纠纷中的共同事实与法律问题,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但域外规则的引入需要注重本土化特色,结合我国现状进行制度改良,才能切实解决证券群体性纠纷。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示范诉讼+委托调解”机制之我见

2018年11月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其中第13条提出的'示范诉讼+委托调解'机制,可能成为解决证券期货群体纠纷的金钥匙。为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示范诉讼+委托调解'机制,本文提出若干建议,包括要打造好示范诉讼案件的标杆判例、增强示范诉讼后适用调解方式的强制性、推动证券调解组织实行统一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