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中“债转股”对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的影响

债券投资者在发行人重整程序中自愿选择“债转股”的,无论是否在重整中实现全部的债权清偿,“债转股”实施完毕后,投资者面对发行人已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损失,投资者无权追究重整后发行人的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因重整与证券监管的价值目标相异,重整文书认定的情况不宜直接作为认定发行人虚假陈述的证据。发行人虚假陈述的认定,须经过“重大性”标准的审视。债券投资者根据公允的转股价格核定未在重整中实现全部债权清偿的,有权向第三人担保人请求清偿,或者主张“看门人”承担相对独立的虚假陈述责任。发行人重整程序启动后计算的利息,以及违约债券引发的逾期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等在“看门人”的赔偿责任范围内。

论证券虚假陈述中独立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承担

保证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是独立董事应负的勤勉义务,但实务中因法律依据不足导致的行为判定抵牾与责任承担混乱的问题时有发生,具体表现为审查标准不明、免责事由不详、责任类型不分等,故而有必要从赋予法官以释明权、增强行为的实质性审查、构建职责统一的行为判定标准、辨明独立董事的主观状态和责任形态方面展开讨论。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帮助者责任的借鉴与构建

证券虚假陈述中帮助者责任的构建能够对于相关责任主体的行为发挥威慑的作用,并且责任主体扩张对于个体企业的经营负担增加,以及整体滥诉风险相对可控。结合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教唆、帮助者”责任从认可,到否定,再到实践中寻求其他路径追究帮助者责任的发展历程,我国对于虚假陈述帮助者责任的构建需要在持续推进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细化帮助者责任认定与承担的规则,并且发挥行政处罚在其中的协同作用。在帮助者责任承担的形式上,参考对于中介机构责任已经做出的判决,采取比例连带责任的形式对其责任予以限缩更为合适。

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案件中介机构民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基于类案裁判的实证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2003年旧《规定》作了较多实质性修改,但仍未能全面解决中介机构在此类案件中的责任认定与承担问题。基于对中介机构承担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两千余件类案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可以总结出其中的司法规律,发现此类诉讼反映出的实体及程序问题。在责任成立上,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具有特殊性,投资者损失为纯粹经济损失,因果关系适用“欺诈市场理论”,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在责任承担上,中介机构对外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或比例连带责任,对内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发行人追偿,中介机构内部亦得以根据原因力的大小向责任份额更大的中介机构主体追偿,但内部原因力的认定在实践中较为困难。

前置程序取消背景下证券虚假陈述代表人诉讼机制的完善--兼评《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的完善

代表人诉讼机制是现行《证券法》修改后的一大亮点。但受客观条件不成熟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因素所困,该项制度在司法实务中未能真正发挥预期作用。自2019年《证券法》修订以来,代表人诉讼机制逐步复苏,当下前置程序取消,如何用好、用足现行代表人诉讼机制,成为司法实务界新的命题。解决当事人的举证难、重构重大性的认定标准以及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关系、完善代表人诉讼相关法律程序、构建证券公益诉讼等成为司法机关的当务之急。

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会计师事务所重大过失认定问题研究

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巨额赔偿时,对于其重大过失的认定缺乏具体且具有实操性的客观标准,与故意和一般过失的认定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且存在制度上的空缺。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重大过失进行认定时也存在说理不明、苛责过重的问题。据此,文章提出以注意义务的划分区别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的界限,运用审计学“重要性水平”的概念重构过失程度标准,并结合域外制度和司法经验寻找针对性解决对策。

证券纠纷涉刑民交叉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证券虚假陈述为视角

证券纠纷涉刑民交叉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开展的较少,且绝大多数研究仍集中在对证券民事纠纷的分析或证券犯罪行为的评价上。特别是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行政与刑事前置程序取消后,如何正确处理证券虚假陈述刑民交叉案件,平衡好投资者损失救济与资本市场治理,便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强监管下的信息披露制度易使证券虚假陈述行为被归入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的规制范畴。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涉嫌此类犯罪后的司法程序处理,要重在发挥刑事惩罚与民事求偿的互补性作用,遵循刑民并举、赔偿优先的基本原则,实现刑事罚金与民事赔偿金的动态协调。

论律师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以证券虚假陈述为视角

证券律师的专业人士职责性及其社会责任的存在,是其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律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法律专业人士责任。在归责原则上,采用一般过错推定原则。在因果关系认定的层面,宜借鉴美国的做法,引入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双层结构;在律师过错的认定上,应将"勤勉尽职义务"视为一种"合理的注意义务";在责任的承担主体上,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直接负责人)应对第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精算抑或斟酌: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中的系统风险因素适用

系统风险已经成为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诉讼中常见和重要的考量因素。适用证券市场系统风险作为责任扣减因素,涉及接受条件、参照基准、参照期间、数值确定、数值适用五个方面。判定系统风险存在,只需要求股价显著变动的定量要素,不宜强求以具体、明显的风险事件发生为定性要素,也不能以全有全无来理解系统风险的存在。系统风险的参照基准可以是宽窄不同的市场指数或同类可比股票,应允许法院各自展开探索。参照期间可以分为前期、后期和全期规则,同时又有共性化和个性化之别,个性化的全周期规则最合适,但计算成本很大。系统风险比例的确定方式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和法院酌定比例,在适用上一般分别对应差额损失的间接比例法和直接比例法。由于计算系统风险的基数本身的不精确性和可运用的数学工具的局限性,所谓的精算方式的结果未必更精确,法官运用司法裁量权综合考量、酌定区间的意义不宜低估。

证券虚假陈述赔偿中审计人责任构成要件与责任限缩

作为审计人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信息输出的不独立性、信用输出的独立性和责任承担的不独立性。我国《证券法》对审计人设定了基于积极防范义务的过错推定责任,这种责任模式重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中介机构仅在知情、实质性地参与虚假陈述时承担责任的模式。当发行人和审计人存在实施虚假陈述的共同故意,或一为故意一为重大过失时,应视为主观的共同侵权行为而承担连带责任。若审计人只存在轻微的过失,可以仅就部分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审计人过错的认定应与勤勉尽责认定的层次性逻辑具有一致性。《审计赔偿规定》将"应当知道"违法而未指明的行为视为"明知",是在程序而非实体意义上的审计人主观状态推定。实践中突出的问题是对过失性的审计程序不当行为的轻重缺乏衡量。审计人过错应当避免从虚假陈述的结果简单倒推。多种原因可能导致勤勉尽责的审计人未能在事前发现不实会计信息。应当坚持基于过错轻重区分的责任模式,审计人责任仍需坚持前置程序,并在过失时合理限缩为部分补充责任。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辨析——基于中、美比较视角

因果关系是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我国司法解释不仅借鉴美国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立法与司法中较为成功的经验,还应当引入因果关系两分法的理论架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的交易因果关系是指投资者的证券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认定交易因果关系应当采取信赖推定的方法。投资者如果就自己的交易损失予以追偿,在认定交易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还必须证明交易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损失因果关系。损失因果关系的认定可以采取直接后果并进行举证倒置,以及对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予以排除。

最新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影响

为落实中办、国办《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畅通投资者权利救济渠道,2022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以下简称新司法解释),对2003年2月1日实施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以下简称2003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最高法民二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提出。

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要件的再厘清:基于司法实践的批判性思考

《九民会议纪要》和部分司法实践关于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投资者标准过于抽象,无助于法院审理案件。第二,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性,仅仅是证监会等行政机关科以行政处罚的考量因素之一。虚假陈述即使不具有重大性,也可能被科以行政处罚。第三,不允许被告在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举证推翻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基本事实,与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符。第四,限制被告提出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抗辩的机会,并不一定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在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应当以价格标准——即虚假陈述被实施或者被揭示后的证券价格是否发生明显波动——来判断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性。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虚假陈述不必然具有重大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进行独立判断。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免证事实的效力,被告仍可以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举证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追究“首恶”责任,而非限制被告提出抗辩的机会,才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关键。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示范判决+多元调解”的诉讼模式构建

由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多、难、小、久的特点,导致按照普通一审民商事案件审理的此类案件会造成成本高、资源浪费、效率低的情况,司法实践急切需要高效、便捷、资源充分利用的诉讼模式。从制度构建成本来看,相较于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公益诉讼等,示范判决模式为构建成本较低的选择;同时,示范判决与多元调解能够有机衔接。在“示范判决+多元调解”的诉讼构造上,应着重解决示范案件的选定、示范案件的判决、平行案件与示范案件的关系、平行案件与多元调解的衔接等,并完善激励措施和技术性辅助措施。

证券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制度研究

证券虚假陈述是证券市场中最为典型的证券欺诈行为之一。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对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本文对我国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进行评析和探讨,并提出完善立法的若干建议。

外高桥证券虚假陈述案,普华永道能否免责?

国内排名高居第一、号称拥有全球水准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普华永道”），却因2003～2004年问审计沪市老牌上市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600648，以下简称外高桥）的历史旧账，创下被国内上市公司追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责任的先例，索赔金额之大堪称国内“天价”。

论证券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机制

证券民事责任赔偿机制涉及证券欺诈行为的界定,责任主体与责任形式的确立、因果关系与过错的认定、赔偿金额的确定等诸多因素,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出台的有关司法解释对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机制的运用作了具体规定。应结合有关规定对虚假陈述行为进行合理界定,明确责任主体范围与责任形式,并采取因果关系的推定性和多元化的归责原则,合理确定赔偿金额。

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责任——以侵权构成要件为视角

现行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以侵权行为为赔偿依据,对会计师事务所而言,法律的侵权行为赔偿责任已确立,但理论中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侵权构成要件并未和侵权责任法衔接。本文以侵权的构成要件为逻辑起点,分析了会计师事务所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中的共同侵权形态,并对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行为的主客观要件进行分析,提出违反勤勉义务是会计师事务所违法行为体现。在具有双重功能的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赔偿中,应以投资者保护为中心,将会计师事务所和发行人、上市公司责任内部化处理。

论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

本文试图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做一个全面分析,包括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概念及该类案件的特点,构成要件、因果关系认定、诉讼途径以及存在的问题,以期望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构建有所帮助。

证券虚假陈述中的专家责任

现行法律虽对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相关问题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其对专家责任的淡化和漠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投资者的损害赔偿往往不充分,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