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自身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实施以来,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问题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计审计领域的研究成果尤为彰显。近期发生的一系列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在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及其认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及其归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诉讼与赔偿等方面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应关注的四个方向:一是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衔接问题,二是如何破解司法实践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单一化的困境,三是加强注册制下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及民事责任问题的研究,四是对从事特定实体审计服务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各责任主体的民事责任配置进行研究。

证券虚假陈述中服务机构连带责任:司法实践、现存问题与修正路径

在全面注册制背景下,证券服务机构被赋予很高的“看门人”期待,具有震慑性的连带责任使其“看门人”责任被压实,但其因双重身份属性难以实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因此,法院应当以“追首恶”为目标,适当把控投资者保护限度,以因果关系初步划定责任范围,结合过错类型区分责任承担形式,综合考虑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以及绝对赔偿数额等因素以确定最终责任份额,并与行政执法之间建立交流互通机制,从而保障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划分的“过罚相当”,实现精准追责。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帮助者责任的借鉴与构建

证券虚假陈述中帮助者责任的构建能够对于相关责任主体的行为发挥威慑的作用,并且责任主体扩张对于个体企业的经营负担增加,以及整体滥诉风险相对可控。结合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教唆、帮助者”责任从认可,到否定,再到实践中寻求其他路径追究帮助者责任的发展历程,我国对于虚假陈述帮助者责任的构建需要在持续推进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细化帮助者责任认定与承担的规则,并且发挥行政处罚在其中的协同作用。在帮助者责任承担的形式上,参考对于中介机构责任已经做出的判决,采取比例连带责任的形式对其责任予以限缩更为合适。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分类式审理路径探究

近两年来,通过司法手段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审判机制体制已日臻完善,各地法院受理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案件量呈现剧增态势。本文通过分析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案件特点,提出可将调解手段与示范判决机制和代表人诉讼机制相结合,建立该类案件的分类式审理路径。具体来说,通过召开庭前会议的方式讨论针对不同案情适用分类式审理程序,以及采取畅通投资者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沟通渠道、利用专业机构核定意见辅助调解、扩大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管辖法院、加强法院内部激励等方式作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案件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辅助措施。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董事民事责任边界探析——以两则上市公司董事免责抗辩成功案例为引入

我国《证券法》对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上市公司董事民事责任的认定采"过错推定"原则,但由于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未明确"过错"的衡量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往往直接判定被行政处罚的董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所欲保护的法益不同,对"过错"内涵的理解也有所区别,人民法院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审理中应当对董事是否具有侵权法意义上的过错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在判断董事是否存在"过失"时,应以一般注意义务为抽象标准,以法律对董事履职范围的规定为具体标准,一并考虑虚假信息来源、性质等特殊性因素。在《证券法》(2019年修订)全面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开创全新证券民事诉讼机制的当前情势下,应当合理限定董事责任边界,在惩戒资本市场违法行为的同时,避免董事过高的履职风险引发寒蝉效应,挫伤董事经营管理的积极性,降低上市公司运作效率,并最终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论律师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以证券虚假陈述为视角

证券律师的专业人士职责性及其社会责任的存在,是其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律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法律专业人士责任。在归责原则上,采用一般过错推定原则。在因果关系认定的层面,宜借鉴美国的做法,引入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双层结构;在律师过错的认定上,应将"勤勉尽职义务"视为一种"合理的注意义务";在责任的承担主体上,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直接负责人)应对第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证券发行虚假陈述:中介机构过错责任认定与反思

发行人中介降低直接融资市场的信息成本,为证券质量提供声誉担保。当下司法实践对中介机构在证券发行虚假陈述中的责任认定过于严格和粗放,容易导致激励失当。作为发行人委任的信息披露辅助者,中介机构责任承担的核心争议为其是否直接参与虚假陈述且对此存在过错。中介机构的过错认定应以其客观职责为基础,以信息获取、核实与验证能力为前提,综合考量其是否以合理的审慎和勤勉控制发行人虚假陈述的风险。具体而言,中介机构对发行人提供的信息须保持必要怀疑,对专业业务事项应积极行动,采取合理措施避免和防止虚假陈述;对非专业业务事项,除确有证据表明存在虚假陈述外,原则上可消极信赖有关专业人士的陈述。

精算抑或斟酌: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中的系统风险因素适用

系统风险已经成为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诉讼中常见和重要的考量因素。适用证券市场系统风险作为责任扣减因素,涉及接受条件、参照基准、参照期间、数值确定、数值适用五个方面。判定系统风险存在,只需要求股价显著变动的定量要素,不宜强求以具体、明显的风险事件发生为定性要素,也不能以全有全无来理解系统风险的存在。系统风险的参照基准可以是宽窄不同的市场指数或同类可比股票,应允许法院各自展开探索。参照期间可以分为前期、后期和全期规则,同时又有共性化和个性化之别,个性化的全周期规则最合适,但计算成本很大。系统风险比例的确定方式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和法院酌定比例,在适用上一般分别对应差额损失的间接比例法和直接比例法。由于计算系统风险的基数本身的不精确性和可运用的数学工具的局限性,所谓的精算方式的结果未必更精确,法官运用司法裁量权综合考量、酌定区间的意义不宜低估。

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研究

因虚假陈述行为在证券市场所有侵权行为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其自身的特色，所以人民法院选择虚假陈述引起民事赔偿纠纷为突破口，采“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称结构分析法来透视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以信息披露制度为前提的虚假陈述经侵权行为法的评价后定位为特殊侵权行为，对其责任性质与方式、责任原则与范围、构成要件与举证责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和现代社会纷争群体化相适应的证券民事诉讼，表现出设置起诉前置条件、明确管辖制度、代表人诉讼原告权利登记程序要件等以加强法官职权进行诉讼管理和适应实体法上的无过错和过错推定原则的需要采取证明责任倒置等以实现对抗主体之间平衡的双重特色。应进一步采取缓和权利登记程序要件、扩大代表人诉讼适用范围、引进团体诉讼与诉讼担当制度、拓宽当事人适格范围、强化法院判决效力扩张、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明确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等措施以完善救济机制和强化纠纷解决功能。同时要注意法律制度体系、责任体系和纠纷解决体系的协调与衔接。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辨析——基于中、美比较视角

因果关系是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我国司法解释不仅借鉴美国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立法与司法中较为成功的经验,还应当引入因果关系两分法的理论架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的交易因果关系是指投资者的证券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认定交易因果关系应当采取信赖推定的方法。投资者如果就自己的交易损失予以追偿,在认定交易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还必须证明交易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损失因果关系。损失因果关系的认定可以采取直接后果并进行举证倒置,以及对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予以排除。

论债券虚假陈述纠纷中的中介机构责任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债券纠纷的诉讼类型主要是违约诉讼,也主要是针对债券发行人的诉讼,而对于以其他责任主体尤其是中介机构为被告的债券虚假陈述案件,虽然相对较少,但是亦逐渐增多且多备受关注。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近年来刚性兑付的打破,债券发行人兑付的危机日趋明显,仅仅是发行人本身可能已经无法偿付投资者的债券本息.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应为发起人、控股股东、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及其负有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专业中介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诱空虚假陈述与投资者所受损失之间也应存在因果关系。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范围应依虚假陈述类型的不同而分别加以确定 。

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

虚假陈述严重侵害证券市场的机能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其刑事责任进行深入研究。在总结虚假陈述的概念和行为方式基础上,首先论述了证券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其次,提出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是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实质根据;最后,对我国关涉证券虚假陈述的刑事立法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从刑罚的配置和适用等多方面提出了完善刑事立法的建议。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董事责任研究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案件情况复杂多变,笼统规定董事一律承担相同行政责任或民事连带责任具有明显不合理性,而现实又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审查指引和认定标准,董事责任边界与免责事由模糊不清。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重新梳理董事责任承担逻辑,厘清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差异与关联,明确适用统一的过错推定归责原则,纠正民事领域一律承担连带责任的不合理之处。结合美国董事责任认定经验,提出区分董事责任必要性和合理性,结合相关因素将董事勤勉尽责的履行义务标准具体化,明确董事责任的边界。最后,提高董事责任承担的合理性可以通过精细化立法、具体化标准、规范公司治理和推进董事责任保险四条路径进行落实。

论证券法中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证券法中对公众的虚假陈述其基本行为主要表现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不当披露四种。应对证券法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性质进行界定,明确证券发行、交易中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以进一步完善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体系的构建与解释。

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认定及制度完善

以证券市场为研究角度,介绍我国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的概念、主要表现,从契约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提出并分析证券市场中民事责任的几种认定学说,从狭义和信息披露角度上总结关于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认定的观点,进而分析我国法律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认定的问题原因,并总结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以我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从民事责任主体规定不明、透空型虚假陈述未列入法律调整范围等方面提出当前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从扩大民事主体认定范围、将透空型虚假陈述列入调整范围等方面提出制度完善对策。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与中介机构的责任——美国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

在美国,最高法院在丹佛中央银行案中否认了私人证券诉讼中10b-5下的协从责任,但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提起诉讼追究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中的协从责任。我国的中介机构和人员对自己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独立的过错责任,明知发行人和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而不予纠正或不出具保留意见时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案件中介机构民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基于类案裁判的实证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2003年旧《规定》作了较多实质性修改,但仍未能全面解决中介机构在此类案件中的责任认定与承担问题。基于对中介机构承担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两千余件类案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可以总结出其中的司法规律,发现此类诉讼反映出的实体及程序问题。在责任成立上,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具有特殊性,投资者损失为纯粹经济损失,因果关系适用“欺诈市场理论”,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在责任承担上,中介机构对外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或比例连带责任,对内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发行人追偿,中介机构内部亦得以根据原因力的大小向责任份额更大的中介机构主体追偿,但内部原因力的认定在实践中较为困难。

比较美国证券法论我国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确立

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应定性为侵权责任，责任主体应包括发起人及发行公司、发行公司的重要职员、专业技术人员、承销商。对于责任主体责任的承担，除发起人及发行公司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外，其他三类主体均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对于损害赔偿，应借鉴美国关于确定赔偿范围及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即实际价值计算法、实际诱因法、实际差价计算法，着重于对投资者直接损失的补偿，不支持间接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