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与行刑衔接--以“阳雪初内幕交易案”为例

证明标准是影响实体裁量结果的重要证据制度,证明标准的不同是同一案件的裁判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我国学界对行政证明标准存在多元论与一元论之争,现阶段立法缺乏对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明确规定,导致行政处罚和刑事程序对同一事实能否作出不同评价存在疑问,“阳雪初案”即为一例。行政与刑事程序作为两个独立的程序,理应独立适用各自的证明标准。并且,对于证券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应当适用严格证明标准。明确证券行政刑事处罚的证明标准对严格依法执法,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证券违法犯罪监管的博弈分析

证券违法犯罪会降低证券市场的效率，对其监管被认为是一场迄今“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罪犯犯罪的概率取决于监管成本和发现犯罪行为后对市场的弥补收益，监管者监管的概率取决于罪犯的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监管者如不能全面加强监管力度，也可以通过降低监督成本，加大惩罚力度降低证券市场犯罪的概率。

证券违法活动检举人的激励与保护机制——美国的相关实践及启示

拥有证券违法活动原生信息的个人向监管部门举报,是发现和制止不法行为、加强公私协同提高执法绩效的重要途径。美国的证券违法活动检举人相关制度源于奎潭规则、《虚诈(检举)给付请求法》、《检举人保护法》等,并以《多德-弗兰克法案》为契机,通过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与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执行规则集中呈现。以"比例加幅度调节"为核心的弹性奖励安排较好地平衡了各类诉求,既保持了适度激励,同时又与内部举报、私人诉讼等实现了制度衔接。我国现行的证券检举人规范较为粗简,存在激励与保护功能的双重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美国证券违法举报者“罚没款分成”机制及借鉴

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向纵深发展，证券期货违法行为的数量趋于增多，复杂程度逐渐提高，但是监管执法资源很难保持同比例增长。从长期来看，监管资源的有限性将是制约监管执法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为破解这一难题，美国《多德一弗兰克法案》5I入了向合格举报者提供1O～30％罚没所得的激励机制，建立了“公私协同，罚没款分成”的违法查处模式，将大量市场主体转化成私人监督者，显著提高了违法成本，体现了监管执法的巧实力和杠杆化趋势，达到监管效能倍增的效果。目前我国监管执法的有效性与市场规范运行的需要还存在差距，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这一思路。

社会控制弱化与证券违法犯罪

社会控制与犯罪现象有密切联系。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道德水平的滑坡、错误舆论的影响、不良习惯的存在、司法环节的乏力等社会控制功能淡化因素是我国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得以发生的社会现实条件。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虑如何建构对证券犯罪的防范体系。

证券违法与证券处罚间对称性失调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证监会的实践

证券监管主要依托处罚对市场失范行为进行惩处和校正。行政处罚因之具有惩罚和规训的功能,其轻重宽严应与违法行为的规模和监管难度之间保持基本的对称性,避免不同处罚间畸轻畸重而降低执法公平感而对潜在违法者形成选择性激励。对2014年中国证监会所作83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统计分析表明,尽管不同类型的证券违法行为在行为规模(涉案金额)与监管难度(查处时间间隔)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由于罚金法定计算规则差异以及执法裁量权运用缺乏针对性,导致部分处罚与违法行为之间对称性失调,特别是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处罚相对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明显畸轻,而对自然人的处罚相对其他主体畸重。职是之故,证券立法应尽可能统一罚金计算规则,而证券执法也应顾及违法行为的类别化差异调整处罚幅度,以实现处罚与违法之间的对称。

公司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相关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证券市场正变得越来越发达。然而,在繁荣景象下也衍生着诸多违法犯罪行为。此类行为的形成原因可谓错综复杂。纵览以往相关研究,把这些诱因大致分为行为人主观原因、社会环境客观原因、以及制度原因。但前述文献多从思辨定性分析入手,尚未有实证定量分析相佐。通过采样被证监会处罚过的公司,将主观原因量化为四个变量、客观原因量化为七个变量,对比未被处罚过的公司的分析结果得知,主客观各变量中皆有具备重要影响的诱因。最后犯罪学中的合理性选择理论和紧张理论被运用来恰当地解释了这些诱因。

对阻碍、拒绝证券违法调查情形的执法思考

证券执法实践中,当事人不配合调查的情形并不鲜见,但少有被追责处罚的案例。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规定证监会可以对阻碍、拒绝调查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本文分析了对不配合调查情形难以处罚的原因,并从坚持严的执法取向、规范调查行为、加强行刑衔接等方面提出了执法对策思考。

新形势下多层次证券违法处罚体系的构建——以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机制为例

随着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推进，应当逐步完善分工明确、科学合理的多层次证券违法违规的处罚体系。从法与金融研究的视角看，证券市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可以包括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Private ＆ Public Enforcement）两个层面，私人执法主要是通过提起司法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

审计机构证券违法行政处罚若干问题探析

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会计师事务所为证券市场发行人等主体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规范性越来越受到市场关注。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对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的处罚力度。本文对审计机构处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析,以期为监管部门执法工作提供有益思路。

证券犯罪的栅栏──介绍新书《证券违法犯罪》

证券犯罪的栅栏──介绍新书《证券违法犯罪》曹培雷当证券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天下市民追逐的热潮时，你曾想过，它既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标志，也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犯罪对象。因此，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什么是犯罪，怎样才会犯罪，怎么防止犯罪，成了证券投资和交易者关心...

论证券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论证券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郝树勇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健全的法制和缜密的法规是证券市场规范化的基础。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阻碍证券市场进一步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是世界上证券业最为发达，立法技术和执法手段最为先进的国家，正是健全的立法和...

保护投资者不能止于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

背景：证监会于2018年4月16目晚公布了对万家文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相关人员市场禁入决定书，驳回了赵薇夫妇、龙薇传媒、万家文化及相关当事人的申辩，最终决定：对黄有龙、赵薇、孔德永分别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同时，证监会还对万家文化、龙薇传媒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对孔德永、黄有龙、赵薇、赵政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4月17日新华网）

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惩治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股市一路走高,上证综指从1000多点曾一路飙升到6000多点,A股股民开户数也达到1亿多。在这繁荣的市场、火爆的行情中,却存在着不少违法行为。其中被证监会查处的大案就有数起:杭萧钢构虚假陈述案、天山股份内幕交易案、唐建老鼠仓案等。

证券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竞合及民事权利优先救济机制探讨

证券市场上的民事责任制度一直使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的薄弱环节,投资者的民商赔偿维权行动一直举步维艰,尤其对中小型投资者的保护仍然不容乐观,已然成为制约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本性制度缺陷。其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依然不完备,在证券交易领域,虽然新《证券法》的出台化解了一些多年的难题,但是对民事责任的权利救济的规定依然笼统。多是用行政手段或是刑事手段的强制力约束证券市场主体,被侵害的投资者在民事权利救济上依然薄弱且民事权利得不到优先救济,摆脱"重公法,抑私权"的桎梏,利用民事责任机制作为主要解决证券不法行为的手段,协调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优先实现民事权利救济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是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有效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重要保障。

依法查处证券违法违规行为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

(2009年5月12日)近两年来,一些人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内幕信息,或直接进行内幕交易,或将消息泄露给他人获取利益。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的交易秩序,影响投资者信心。对此,证监会予以高度关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证监会通报李黎明等涉嫌经济犯罪及证券违法违规案情况

2012年1月10日,证监会对招商证券原保荐团队负责人李黎明涉嫌在从事项目保荐期间的违法违规事项立案调查。调查发现,李黎明涉嫌职务侵占、内幕交易、违规购买所保荐的拟上市公司股权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一、涉嫌职务侵占等经济犯罪行为2008年至2011年。

论证券监管和解合规制度

随着行政任务的持续更新以及证券违法行为的日益复杂化,传统的高权证券监管模式难以实现对证券违法行为的有效治理。在提高证券监管效能、企业合规治理等政策术语的牵引下,证券监管和解合规制度成为证券违法行为治理的新道路,蕴含着从高权行政到契约行政、从政府监管到内部治理、从片面威慑到激励监管的范式转变。证券监管和解合规制度并非单个监管工具,而是由“标准制定”“过程监督”“效果反馈和验收”等内容构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是企业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的统一。作为一种规制工具,证券监管和解合规制度本身也是对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干预,证券监管和解合规协议必须从合规依据、适用范围和执行措施等方面置于行政法治的框架下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