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禁止——以证据取得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之间的关系为中心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就证据取得禁止与证据使用禁止之间的关系而言,我国虽采取的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立场,但和德国学说和实务见解相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只有那些旨在担保所获证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重要取证规定被违反时,我国相关法律才会科以明确的证据使用禁止后果。此外,我国证据使用禁止呈现立法上的积极主动、司法上的消极保守、阶段上的层层把关、论证上的简单恣意四个特点,这些特点皆与德国相关法律规定相背离,这一现象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尽管我国与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共享职权主义传统,但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论我国证据使用禁止的畸严倾向——以讯问录音录像为视角

证据使用禁止系属德国刑事司法领域用以调整证据能力的理论学说,但我国在借鉴移植的过程中却显露出畸严倾向。对于违反讯问录音录像规定所获口供的证据能力,最高法《防范意见》选用了绝对禁止的立场,并且缺乏明确的例外规定,其部门合意性也低位徘徊。这些畸严表征导致体系逻辑失洽、救济回路阻断、司法裁断失衡等危害。迹其缘由,与证据使用禁止的适用目的偏差和录音录像制度的阶段性局限密切相关。因此,廓清禁止理论的逻辑基点,诉诸不利推定的禁止方式,完善录音录像的配套建制,方能实现畸严倾向的祛离。

我国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得证据禁止使用的法理构建

在处理私人违法取得证据是否禁止使用问题时,德国的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理论具有理论解释上和实务操作上的双重优势。我国与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在宪法上和刑事诉讼法上具有亲和关系,可以考虑引入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理论,作为处理私人违法取得证据是否禁止使用问题的指导性理论。当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范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规定了相应的取证规范,因此,对辩护律师违法取得的证据,应当区分情形,运用不同理论进行分析。如果辩护律师是以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1条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法官应当援引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理论,禁止使用该证据。如果辩护律师不是以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1条的方式取得的证据,而是以其他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法官应当援引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理论,判断是否禁止使用该证据。

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继续效力与溯及效力

证据使用禁止理论是刑事诉讼法考试中的传统议题,第一次、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以及各大学的司法考试均会涉及证据使用禁止理论。证据使用禁止的效力范围则是证据使用禁止理论的重要内容。证据使用禁止的效力范围涉及的问题是禁止使用的证据是否会对其他有罪证据的证据能力产生影响。证据使用禁止的效力可分为放射效力、继续效力与溯及效力,此三类效力的成立条件极具争议。本文将尝试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案件类型及学术观点。

德国证据禁止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近代以来,国内学者一直探讨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讨论我国是否应该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近代的联邦德国,也有证据排除理论,名为"证据禁止"理论,它与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相比,更加注重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探讨联邦德国禁止使用的证据是否有"远距离的影响",即德国的"毒树之果"是否应当排除其证明力,以期找到该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证据禁止制度之类型分析与借鉴意义

在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基准下,德国形成了一套极为发达的证据禁止理论,包括收集证据的禁止和使用证据的禁止,根据刑事诉讼不同的阶段对非法取得和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之证据能力进行阐述。"权衡理论"为查明案件真实与保障被告人利益的冲突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限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相关理论缺失和操作性不强的现状影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和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借鉴德国证据禁止制度在维护实体公正与追求程序正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德国与美国刑事证据排除规则衍生史及制度构型比较研究

德国证据使用禁止理论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当代世界两大法系主要法治国家在刑事证据排除规则方面的两种代表性理论,在两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并按照不同的原则形成了各自的例外。这种"原则加例外"的法律实践模式对于其他法治国家而言具有典型的"范式"意义,这种范式只有在切合各国法律传统和具体国情的基本框架内构建各自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高效运行。

德国刑事诉讼中大数据证据合法性问题之探讨

大数据证据目前在德国被视为信息技术法庭科学的产物,是指经由数据收集和分析措施获得的大数据调查报告。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大数据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审查机制,包括形式合法性、证据调查程序合法性和证据使用禁止三个方面。在这一合法性审查框架下,德国大数据证据应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数据自动分析措施的法律授权依据,这一问题有待立法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相关判例的要求作出完善。

德国刑事诉讼法证据禁止制度类型分析

德国刑事诉讼法证据禁止制度分为证据提出的禁止和证据使用的禁止,在其中又有更加详细的2级分类。其中独立性的证据使用禁止,由于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而导致实践中争议频出。实践中,通过日记,录音磁带,秘密拍照,录像以及私人侦探所获得的证明材料以及"二手证据"是否在诉讼程序中能够合法地使用,我们要着重关注。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继续效力——以重复供述为切入的分析

对重复供述,目前存在三种应对模式:直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毒树之果"模式和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模式。但是,现有模式在处理重复供述问题上操作性和兼容性均有不足,因而有必要提倡一种以先前非法讯问对随后供述的任意性是否继续产生影响的判断为核心的继续效力排除模式。关于继续效力是否存在,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加以具体判断,权衡被告人被讯问时的每一个因素,尤其是审酌先前非法讯问方法对随后重复供述的"污染之稀释"程度。同时,继续效力排除模式在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方面也有特殊要求。此外,继续效力的排除模式超越了强制性排除与裁量性排除的框架,适用于所有言词证据,但不适用于实物证据。

德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了：＂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条被认为是我国关于＂亲属免证特权＂的规定。但是,对于该条的理解尚存较大的争议,部分观点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