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证据化:表征、法理辨正与矫正路径

民事诉讼中的自认在规范层面及实务层面经常被降格为某种“证据”加以运用。自认证据化的程序设定成因在于我国自认的形式、阶段及对象均较为宽泛,导致自认与证据等心证来源混杂。自认证据化并不契合自认制度的理论根据和程序机能。基于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所导出的真实义务、法官心证原则以及虚假自认损害第三人利益之结果,仅能否定少数特定情形下的自认具有刚性拘束力,这也契合辩论主义之意蕴,并能与自认撤销制度相协调。据此,应在限缩自认程序设定的前提下普遍确立自认的刚性拘束力,在此基础上列举否定自认效力的例外情形。

纪委调查材料司法证据化的困境和路径

党纪与法律的"二元反腐败治理结构"模式之下,纪检监察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制度建设是当务之急。纪委调查材料在符合相应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转化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而在目前的形势下,关于纪委材料转化范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纪委材料的效力等诸多问题都还有待解决,造成了纪委调查与检察机关侦查活动之间的衔接不畅的困境。纪委材料司法化必须在遵守客观证据优先原则与迅速及时原则的前提下,将纪委调查材料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从证据转化路径角度对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证据衔接机制进行分析重建,并为时下热门的监察委员会调查材料的证据转化提供些许意见。

法定性视域下警犬气味鉴别的证据化建设

目前,我国警犬气味鉴别结论在庭审中不能作为鉴定意见形式的证据使用,主要缘于其证据属性中法定性不能满足实质性要求;国外警犬气味鉴别之所以能够作为证据使用,源于其一系列的严格程序规定保障下的证据的科学性。两者之间的差异正是我国气味鉴定结论不能成为证据的症结。厘清气味鉴定证据的科学性内涵要素,借鉴国外气味鉴定证据的科学性基础,就可以进一步明确我国警犬技术气味鉴别应用存在的问题,进而对警犬气味鉴别活动进行系统的构架设计,完善我国气味鉴定结论证据化的设计路径。

警犬气味鉴定结论证明力的制约因素及证据化标准的构建

目前,警犬气味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制约:一是鉴定主体资格认证制度阙如,二是警犬作业能力与实战的要求存在差距,三是现场勘查中嗅源的发现、提取程序与法律的要求存在差距,四是有效嗅源的保存与现行法律要求难以一致,五是鉴定中具体程序、鉴定有效结论得出的方式尚无明确规定,六是警犬技术鉴定过程中的复核程序与现行法律的要求不相一致。应从气味鉴定合法性审查主体构成、气味鉴定的前期准备、气味鉴定过程设计、鉴定结论形成、鉴定后复核设计等方面构建警犬气味鉴定结论证据化标准。促进其获得法律的证据地位。

证据属性视角下警犬作业结果的证据化建设

目前,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背景下,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警犬作业结果参与诉讼的次数越来越多,警犬作业结果参与证据链条构建的紧迫性引起了各级公安机关的重视。2012年以来,公安部出台了系列规定文件,构成了警犬技术证据化建设的一些条件基础。警犬技术的证据化建设要想取得实质性突破,还需要从证据属性这一根本问题入手,分类整合现有研究成果,验证和增强警犬作业结果的客观性、关联性与可采性应是实现的最佳途径。

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证据化的思考

测谎结论是一种具有极高效用的证据材料,但至今仍未取得法定证据资格。究其原因,存在着具体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难题。前者包括测谎结论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之间的冲突、测谎结论本身准确性与稳定性存疑以及侵蚀裁判权的风险。后者包括实践基础的缺乏与证据化推动力的缺失。针对上述问题,首先应当保证测谎结论的证据化不侵犯人权,保证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的准确性;其次明确测谎结论的体系定位;最后内外发力,从外部提高测谎结论证据化的人才保证和技术保证,从内部构建起以取证规则和质证规则为核心的证据规则。

资金分析研判成果证据化的理论争议及应然取向

在大数据时代,资金分析研判逐渐取代传统的司法审计,成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取证利器。对资金分析研判成果的证据属性,理论上存在“检查笔录说”“专门性报告说”“独立证据说”等争议。考虑到资金分析研判成果与鉴定意见的特征最为接近,且不存在修改立法的操作障碍,选择鉴定意见作为其证据化的方向最为适宜。建议经侦部门参照“北京样本”,实行资金分析全要素、整流程的证据化改造,使其具备证据化的基本条件。同时,有必要建立国家层面认可的技术规范,进一步推动资金分析方法的标准化。

特征化证据信任函数的证据诱导分布函数及其性质

基于基本概率分配构造了证据判断框架上的一个证据诱导分布函数 .证明了这个证据诱导分布函数是刻划基本概率分配和信任函数特征的点函数 ,并证明了这个证据诱导分布函数也是证据理论判断框架上的概率分布 ,从而在一定意义下实现了从证据理论框架到概率论框架的转化 .另外 。

基于数据采集的电子证据前置化保全——刑事电子证据保全的司法实践与探索

"互联网+"概念为司法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引入了电子证据作为证据的一种新型态。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下,怎样用好电子证据实现对犯罪的准确定罪量刑,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是摆在广大司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为促进司法公正,解决诉讼过程中的取证难、举证难问题,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先试先行,对电子证据前置化保全模式进行了实践探索。本文对刑事电子证据的保全进行了积极探索,阐述了现有法律对电子证据保全的规定,分析了电子证据的特点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电子证据前置化保全模式索。实践表明,所提电子证据前置化保全方法可以实现高效的证据查询和出证。

示意证据的理论溯源与审查方法

在美国,示意证据的理论与审查方法正在逐渐摆脱混乱局面而日趋成熟。示意证据是解释其他证据的辅助性证据,其相关性是一种“派生相关性”。此类证据具有独特的证明价值,但出示后便可能产生超越解释目的的额外信息。美国示意证据的审查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相关性、真实性和公正性。从相关性角度看,示意证据相关性的审查核心在于解释有效性;从真实性角度看,示意证据的制作原理和制作依据是主要的审查内容;从公正性角度看,当示意证据可能引发不公平损害的风险超过其证明力时,该证据将被排除。当前我国尚缺乏成熟的示意证据审查体系,为提升示意证据审查的有效性,可以借鉴美国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明确示意证据的证据地位并完善相关审查原则、规则和配套规则。

无纸化送达及其相关问题

涉外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程序之一,是一国重要的司法行为,若未能有效送迭,法院行使审判权就无从谈起,但是在涉外审判领域,送达一直是一个难题。文章从介绍涉外送达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传统送达方式的不足,提出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无纸化送达是提高送达效率的必由之路,同时分析了无纸化送达的证据化问题和对策。

监察法视野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研究

国家不断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其中调查权与侦查权的关系并不清晰,本质上两者具有同质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体现,这也是两法衔接中无法忽视的问题。但是在适用该规则时仍然存在着四个问题:排除范围没有类型化限制、重复性供述排除不明、缺乏有效的程序性制约机制以及非法证据移送问题。回应上述问题,应当严格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内外部相结合的程序性制约机制以及合法性保障适用。

民事诉讼中的测谎问题——以41个案例为样本的分析

民事诉讼证据体系应随着社会变迁不断发展完善。明确测谎结论证据属性的必要性源于民事诉讼对发现真实目标追求的复归和当事人缺乏诚信、滥用诉权行为严重的现状。测谎结论的证据化与证明责任理论并无冲突,与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亦不矛盾。测谎结论属于间接证据,需要其他证据补强。

测谎意见:概念澄清及证据资格辩护

在立法层面我国尚未认可测谎意见证据资格,然而,随着测谎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不断扩大的应用趋势,测谎意见在某些裁判中已被当作证据对待。测谎意见未能证据化的阻碍主要来自其准确性及合法性两方面。事实上,在准确性方面,随着测谎技术的发展完善,检验的程序规范性与结论准确率不断提升,测谎意见已能对诉讼证据采信和客观事实认定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在合法性方面,虽然测谎行为本身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可以通过学理解释为其找到合法外衣,而且在取得被测人知情同意后,选择接受测谎意味着其本人对诸如隐私权等基本权利作出一定让渡。此时,测谎不构成对公民隐私权或身体自由权的侵犯。在法律层面赋予测谎意见证据资格,将其纳入法治轨道中,不仅可以消除法官心证不可测的消极影响,而且对统一司法实践、实现司法文明也有积极作用。

浅析测谎技术在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运用

测谎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在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测谎技术在侦查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侦查手段,却毋庸置疑。将测谎技术运用到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中,提出使用方法的假设和促进测谎信息的证据化转换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毒品犯罪案件侦查实践中的一些难题,从而更好地应对毒品犯罪手段。

论犯罪信息——兼与犯罪全息论者商榷

犯罪是被定义了的认识系统。犯罪信息是表征犯罪内部各要素之间联系的消息、情报、数据或信号,其特点是一般信息特征的具体化实用化。犯罪系统相对开放时,可形成暂时的耗散结构;但其总体上的封闭性,会使熵值不断增大。犯罪系统的所谓"犯罪全息"论,并无相关的证据证实,侦查还需找寻不完整信息去拼接案件事实。产生、捕捉、利用犯罪信息的关键因素是人之能动性,收集犯罪信息时不我待,应不遗细微之点。

证据法体系化的法理阐释

我国证据法规范与理论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证据规范欠缺体系 性,理论话语来源复杂、彼此杂糅等现实困境。证据法理问题是证据法学的基础性 问题,也是证据法学与法理学的交叉地带。系统反思证据法体系化的法理问题,可 形成三个相对稳定的问题域:一是证据法的本体论问题,二是证据法的价值论问 题,三是证据法的规范论问题;这些问题分别从不同层面系统界定了证据法的整体 定位。通过对这三个问题域的梳理与整合,可以为理解与展望中国语境下证据法的 现状和走向提供理论上的参照系。法理学的整体性视角和反思性理念,可以为证据 法学科与规范体系提供整合平台。

刑事案件审查报告新思考--“捕诉一体”背景下证据体系模块化之应用

随着检察改革的深入推进,刑事案件审查工作面临提升办案效率、提高办案质量和增强检察官主导责任的新挑战。刑事案件审查报告在原有功能定位基础上,应重点着眼于体现检察官办案逻辑、分析思辨和证明过程。证据框架模块化方法旨在以办案逻辑为基础,以构成要件为核心,以证据种类为辅助,以证明体系为目标,进而形成逻辑严密、体系完善、目标明确的证据体系。从而实现从审查逮捕到审查起诉再到出庭支持公诉的有效衔接,减少不必要的案头重复劳动,提高工作质效。

职务犯罪案件非法证据的审查与排除——以《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之衔接为背景

《监察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监察委员会的独特性及相关立法的宏观性引发了《监察法》与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衔接新问题。非法证据的排除依据在于"自白任意性规则",对于以刑讯逼供、威胁、非法拘禁等方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强制性排除",对以欺骗引诱方法获取的言词证据以及重复性供述应当予以"裁量性排除"。职务犯罪案件非法证据排除涉及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的外部配合与制约关系,应摆脱"调查中心主义"、强调"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审查实质化,更加注重发挥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检察监督职能,并同时保障被《监察法》迟滞到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等辩护权,不能降低对证据审查的要求。

“人权保障”及“科技进步”--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四十年发展史及其核心要素、助推器

由1979年《刑事诉讼法》"证据"一章的7个条文到目前基本形成的体系化样态,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在过去四十年里有了虽曲折、但却较全面的发展。这一发展,不仅具有独特特点,更有着"人权保障"意识觉醒及"科技进步"突飞猛进两大清晰的脉络,即:随着"人权保障"观念不断树立和加固,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分配、客观证明标准的具化等等证据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它们要求我们去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与此同时,科技的不断进步推动法定证据形式逐渐丰富、证据名称更为精准,相应地,间接证据得以助力司法工作、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解决路径和方法得以科学架设——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因此趋向体系化。诚然,我国现行刑事证据规则已日趋丰富,且已基本形成相对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体系,但从内容上看还存在一些缺憾,特别是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当下,还有一些证据问题亟待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