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合法性探析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作为一项民事证据,必须符合我国有关证据的三个基本特征,但在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鉴定机构资格及中立性、证据形式要件三个方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就完善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作一思考。

一则案例引发的关于证据合法性的思考

本文通过一则案例提出了证据合法性问题,并进一步展开论述证据合法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得出“证据合法性是确保其真实性的重要环节”的结论。文章最后结合本案引发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构建我国证据合法性规则的建议。

检察环节证据合法性审查实证研究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义务,并对检察环节开展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具体程序和相应职责予以了明确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侦查活动的密闭性、审查模式的单一性、立法的不完善以及在审查过程中自由裁量缺乏必要的规制等问题制约了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实效。为此,有必要从审查程序、配套制度以及认证规则等方面予以完善。

试论刑讯逼供视角下的证据合法性——以新刑事诉讼法为例

由于我国关于证据制度规定的不完善,刑讯逼供现象突出。新的刑事诉讼法就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改,旨在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更好地保护人权,惩治犯罪。

试论审查起诉环节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近年来,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以刑讯逼供等方式非法取证现象虽有明显改善,但实践中仍在很大范围内存在非法取证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深层次和多方面的。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其对于排除非法证据、保证案件质量、防范冤假错案以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事诉讼CGS证据合法性能力规则构建

2019年2月28日,上海海事法院在审理江苏全强海运有限公司、吴泉诉钦州市钦州港威龙船务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的庭审中首次当庭运用"船舶数据分析系统"模拟船舶碰撞时情况辅助查明事实与明辨双方责任。本案是"船舶数据分析系统"在我国国内首次当庭应用以模拟船舶碰撞,用于辅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

证据合法性的实践隐忧与规制思考——评“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证据规定

"两高一部"于2016年出台的"电子数据证据规定",极大地弥补了电子数据于实践层面所存在的缺失和不足,对规范司法活动中电子数据取证和审查的有关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但该项文件在重要规范的界限划分、体系协调等层面上的积弊,也使电子数据证据的合法性认定在司法活动中往往处于"灰色地带",实践运用的随意性和风险度随之增强,进而掣肘其发挥应有的法律效力。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电子数据证据规定"作出详实分析和客观评价,肯定其进步的同时发现其在证据合法性方面的桎梏,从而探索审判中心视域和大数据时代下证据法治的制度改革和发展创新。

证据合法性规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对“非法证据是证据吗”问题的分析

在我国三大诉讼法领域,证据的合法性规则是证据取证、举证、质证及认证阶段重要的证据审查标准,其来源于我国传统证据属性的理论——＂三性说＂（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由法官依职权或者依当事人申请启动,通过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调查,最终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规定。然而,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非法证据不是证据＂.

证据合法性的证明问题探究

证据合法性证明应当包括取证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取证方式合法、证据形式合法四个方面;对证明责任应采取动态证明责任分配,包括被告人的疑点形成责任和控方疑点排除责任。被告对疑点形成的证明应当达到优势概然性标准,控方疑点排除应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还需进一步建立诉前证据展示制度和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两项制度。

刑事证据合法性的主要内容

一、取证主体应当合法刑事案件的取证工作绝大多数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来实施。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为了收集刑事证据可以进行讯问、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等侦查活动,

视听资料证据合法性界定理论研讨综述

视听资料证据合法性界定理论研讨综述●金友成傅雪峰视听资料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运用在诉讼活动之中，可以成为对案件有证明意义的证据，尤其在民事诉讼中，视听资料已被广泛使用。现代发达国家都极为关注这一证据，因其本身所特有的优势，在不久的将来将大量涌现在...

刑事视听资料证据合法性的构成

刑事视听资料证据合法性的构成●徐继强朱应平王淙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把视听资料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立法粗疏、司法解释欠妥等原因，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界，有关刑事视听资料证据合法性问题上有一系列不同甚至错误的认识。①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

论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兼评修改后刑诉法关于证据合法性证明的规定

证据合法性的证明问题包括证据合法性证明程序的启动、审理以及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等问题。当事人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清晰明确、符合逻辑的相关线索与材料,使人对证据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法官即应当作出启动证据合法性审理程序的决定。控辩双方以依次轮换举证的方式实现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但控方的举证要达到"确信"的程度,辩方的举证只要达到"合理"的程度。控方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非法实物证据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证据合法性证明的审理程序在庭审中进行,但应遵循一定的庭审规则,以最大程度减少因其与事实审理程序混同而产生的程序混乱。

《监察法》实施中的证据合法性问题研究

《监察法》的证据规定抽象简约,无法起到规范取证行为、保障取证质量的作用,无法实现《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周密衔接,这对取证活动与证据司法审查运用活动的开展带来了严重困扰。在《监察法》缺乏具体明确的证据规范标准的情况下,如何开展取证工作和证据的审查认定工作,是《监察法》实施中急需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非一朝一日之功,当有近期和远期应对策略,近期应以价值标准为指导着力解决证据合法性问题给司法办案带来的实践难题,远期则要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案件证据合法性标准制度体系。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获取的证据——兼对证据合法性的批评

我国刑事诉讼中私人无权获取证据的做法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理论上,我国应赋予私人获取证据的权利;对私人不正当获取的证据,以权利保障为政策依据,基于私人取证与国家工作人员取证的区别,更应放宽证据能力的限制。制度设置上,实现取证主体的泛化;当证据为辩护证据时,一律容许,当证据为控诉证据时,在少数情况下予以排除;同时,毒树之果可食。

法外证据、超法证据与检察环节证据合法性审查

法外证据与超法证据,是刑事诉讼实践中存在的两类特殊现象。这两种现象造成了刑事诉讼中证据合法性审查的操作困难,也引发了制度正当性危机。理解和应对法外证据与超法证据,需要对现有刑事证据合法性理论加以重构。基于检察环节证据合法性审查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应对法外证据、超法证据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法外证据,要全面审查其合法性风险。对超法证据,检察机关一方面要发挥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的准司法审查作用,另一方面自身要恪守客观义务并接受审判机关司法审查,同时在制定司法解释时要遵守法律、尊重最高法解释,避免曲意释法。

证据合法性证明与程序性证据法理论

证据合法性证明规范的确立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司法实践表明检察机关却因此陷入了证据合法性证明的困境。在局部完善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我国应彻底革新证据合法性证明制度。首先,在证明责任方面,确立由检察机关的主要证明责任、公安机关的连带证明责任与有关知情人员的协助证明责任等构成的共同责任模式;其次,在证明方式方面,分别确立记录类证据与当庭说明类证据的证明规则;最后,在证明标准方面,确立"程序规范标准"作为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我们应以证据合法性证明制度的革新为契机,在已有程序性裁判的证据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程序性证据法理论的创设。

我国刑事证据合法性理论的批判性观点辨析——兼论刑事证据合法性理论革新的方向

我国目前存在多种以传统刑事证据合法性理论为批判对象的批判性观点,大体可归纳为证据能力论、证据可采性论与证据资格论,各论之下还存在更为具体的分支。基于'合目的性标准'和'语义约定标准'的梳理考察表明,目前学界就刑事证据合法性理论革新还存在明显分歧,各种批判性观点均存在程度不一的缺陷。基于对各种批判性观点的检讨,刑事证据合法性理论革新的具体方向是:以证据能力'定案根据资格说'为主要借鉴对象,在兼顾语义约定问题的基础上,对证据合法性的定义和内涵加以重新界定,最终走向证据合法性'新广义论'。

证据合法性证明与程序性证据法理论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机制,尤其是明确了检察机关证据合法性证明的有关规范,大大增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这些规范立法化,有关司法解释也及时跟进。然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检察机关如何完成证据合法性证明的使命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的新难题。

以刑讯逼供为由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公诉对策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刑讯逼供等手段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程序和控方承担合法性举证责任的规定，无疑增加了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难度。笔者以典型案件为例就被告人以刑讯逼供为由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公诉对策略陈管见，以期能对控方提高应对能力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