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定位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具备法定证据形式”是关键之所在。从实质侧面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已具备关联性、客观性及真实性,且能够证明案件的量刑事实,已然具备证据之实;从形式侧面看,基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自身特殊性,应与现有法定证据种类予以区分,实践和理论上业已形成作为独立证据的良性场域,增设“社会调查报告”这一证据种类成为立法可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不应再仅作为参考适用,应于立法层面明确其证据地位。

数字型影像资料的证据定位探析

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使数字型影像资料在诉讼实践中已广泛应用,为数字型影像资料进行准确的证据定位是司法实践和证据理论研究无法忽视的问题。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中国法定证据类型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在界定数字型影像资料证据概念的基础上对现行数字型影像资料证据定位学说进行比较评述,确定了数字型影像资料应归属视听资料证据,在询问、讯问中形成的影像资料也应属于视听资料证据。

论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定位

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就有关案件的事实情况向法院所作出的陈述。对于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定位问题,证据法理论中始终未能科学地加以阐释。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始终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单独的证据形式加以规定,这一传统型立法模式不但影响了我们对这一制度内涵、功能和程序设置等方面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而且使当事人陈述成为游离于诉讼之外的证据形式。完善当事人陈述制度的最佳途径是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并使其合理转向。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体制的弊端及认定书的证据定位

在办理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由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以下简称为认定书),在刑事诉讼证据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处罚,可谓"生死攸关".但在实践中,这种由公安干警对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自行侦查并由同一主体进行责任认定的体制以及对认定书申请复议的限制性规定,常受到质疑,同时,对认定书属于刑事诉讼七类证据中的哪一类,立法上没有明确界定,从而导致认识比较模糊,不能准确定位,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粗浅探讨.

刑事证据基本属性新阐释——应用论视角的证据价值、功能、工具定位

证据的基本属性问题是证据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证据属性的明确不仅和证据概念、证据分类这样的理论研究有关,更关系到证明标准的建构和判断、以及证据规则的设置与执行。唯有从自然和人定两个方面对证据属性进行把握,才可能较为理性地回答学术界已经提出、但仍然存在着极大争议的有关刑事证据的基础理论问题。此视角也才能够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新探索。

刑事现场指认笔录的证据定位及规则完善

明确刑事现场指认笔录的证据定位,既是严格证明规则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刑事现场指认笔录是一种独立的笔录类证据。明确现场指认笔录的法定证据形式、规范现场指认的法定程序和笔录制作要求,并通过创建检察机关对现场指认的派员监督制度加强对现场指认活动的监督,可以更好地发挥现场指认笔录的证据价值和证明作用。

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在诉讼中的价值、定位与运作

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对被调查人的量刑问题向司法机关所作出的从宽处罚书面建议,属于监察机关的一种法定处置类型。从宽处罚建议具有一定的独立价值和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在运作上,建议的从宽内容应以概括性为主要选择,为后续阶段案件的处理预留更多的变动空间;对符合条件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应当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否则需有法律依据并充分说明;基于适用对象的不同,从宽处罚建议对监察机关、被调查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等不同主体的拘束力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说明”之我见——与黄维智博士商榷

大多数"情况说明"不能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情况说明"不是鉴定结论、书证、勘查检验笔录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少数"情况说明"应归入证人证言,个别的可归入视听资料;一些"情况说明"有其存在的合理原因,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应该分门别类地加以规范,大量的"情况说明"没有存在的多大必要,应该严格限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