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为新证据形式之理据及其审查判断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已逐渐异化为书面的“情况说明”并广泛存在于司法实践中。为解决此现实问题,在事实认识方面,应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样态抽象出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两种行为模式;在理论定性层面,应在明确其证据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其与其他法定形式证据的实质性差异,结合证据种类法定的缓和趋势,进一步界定其作为新的证据形式而存在;在实践应用层面,应针对此新证据形式的主要特征构建其相应的审查判断标准,并明确不同行为模式的不同审查重点,以此指引司法实践。

刑事证据形式比较研究

文章对证据形式的立法体例、分类标准、涵盖内容及运用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认为各国在法律上对证据形式是否规定、如何规定及实际运用 ,因受各国立法传统、诉讼模式、法律理念的影响而不同。文章同时分析了我国证据形式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证据形式的完善建议。

关于行政证据形式的探讨

行政证据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制度,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经常运用的一种证据,应有其独立、统一的证据形式。目前,学界及立法部门对行政证据的形式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本文就行政证据的形式进行探讨。

鉴定意见不应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

鉴定意见作为法定证据形式之一,其合法性毋庸置疑,但其客观性和关联性同其他证据形式相比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鉴定意见不是案件事实直接产生的,也不是人对案件事实的直接感知,而是鉴定人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对案件中涉及的其他证据相关情况的判断,其与案件事实不存在直接的联系。鉴定意见在诉讼中应当是依附于其他证据的辅助性证明工具,而非独立的证据形式。这种重新定位还需加强法庭对证据的质证。

人的证据形式的重构——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因为人的言词有着主观性、易变性等特征,所以言词作为大脑输出信息的工具并不能够作为证据,证据应该是人这一客观存在的自身。由此人的证据形式应该根据其不同的诉讼地位重新分类。目前我国的证据立法中证人是专指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证人,但当事人同样以自己的言词将大脑内储存的事实信息输出来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所以有必要重构人的证据形式,确保各类证人的证明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

略论刑事诉讼证据形式来源的合法性

在证据理论领域，已有学者开始冲破传统刑事诉讼法学关于证据作用观点的范囿，将证据作用从控诉与辩护职能的简单界定发展到更精确地涵盖控诉、辩护与定案三种职能，从而将证据划分为控诉证据、辩护证据和定案证据三种。定案证据是审判人员在经过双方当庭质证和辩论之后，...

正确认识电子数据成为法定证据形式

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于当日起施行。司法解释显示，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可以视为民事案件中的证据。

浅议电子证据的证据形式

就电子证据这一新的证据种类的出现,在我国法律界没有相应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结合已有的七种证据形式及其各种证据形式的定义和本质,在考虑到电子证据的基本属性的基础之上,就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及以法律规定的可行性作一简要分析。

刑事诉讼中的照片属于何种证据形式

在刑事诉讼中,照片做为一种被大量使用的证据,因其具有能直观、真实反映人物或背景的功能,而被充分利用并受到重视,但照片到底该属于何种证据在司法上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网络证据之形式问题研究

网络证据能够用来证明待证事实的原因在于其蕴含了该待证事实留下的事实信息。网络证据的存在形式由网络信息的获取及固定方式决定。只有保证其获取信息和固定信息方式的合理性,网络证据在形式上才具有作为证据的适格性。作为一种独立证据形式的网络证据,其划分应当以网络证据蕴含的信息内容及其固定方式为标准。

论刑事诉讼证据的存在形式——兼论电子证据的证据属性

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的存在形式,世界各国立法与理论一直存有争论。试图以证据中存储的事实信息为理论基点,重新确立一个科学、统一、易于把握的标准,尝试将刑事证据的存在形式分为人证与证物两种,并把电子证据归为证物中不同于传统书证与物证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

社会研究报告的证据形式与审查认定

引言 在当前的司法证明实践中．有一类特定的证明事项往往需要裁判者对社会公众就与涉案事实相关问题的观点、意见、态度等进行考察或判断。

大数据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界定及适用

我国法定刑事证据种类的限制主要用于规范证据审查规则,不应该僵化适用,应设置较为开放的证据形式准入门槛。大数据证据是在收集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机器逻辑的算法得出的判断性结论,与电子数据相比内部包含算法的运行,与鉴定意见相比内部算法逻辑属于机器逻辑,而非人的专业知识的判断,属于新兴的、独立的证据形式。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段内所有的涉案数据均应尽可能地封存原始存储介质,以录像或者其他恰当方式记录收集过程和封存样态。内部算法应该遵循机器逻辑,可以通过数据管理人、数据分析人、专家辅助人当庭接受质证的方式审查算法的合理性,避免算法逻辑存在歧视性。

诉讼证据存在形式的信息解读——兼论电子证据的性质及其归属

关于诉讼证据的存在形式,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尤其是电子证据出现以后,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从证据是案件事实信息的载体这一角度,以事实信息的载体作为划分证据存在形式的标准,通过对各种事实信息载体的分析,将证据的存在形式分为物的证据存在形式和人的证据存在形式,并最终得出电子证据是物的证据存在形式的一种,而不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存在形式的结论。

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中国模式

证据法定形式是证据法的基础和核心,就刑事诉讼而言,我国立法规定的七种法定形式不仅具体规定杂乱、无序,部分证据形式还相互交叉、包容,个别证据法定形式的外延甚至还有遗漏,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合理所致。同时,体系的封闭性使得现有证据法定形式规定在面临新型证据时往往不置可否,处境十分尴尬。如此多的问题和漏洞只能靠大改来解决。赋予证据法定形式体系以足够的开放性,重拾合理的划分标准,补充和完善各证据法定形式应有的内涵和外延,并按一定顺序严谨、规范的排列,从而实现对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科学重构。

论公证证据保全的形式证据力

公证证据保全的效力规则缺失,导致相关司法实践应用问题层出。大陆法系公证和认证适用真实性推定规则,公证书因此具有实质证据力推定和形式证据力推定效果,认证书仅具形式证据力推定效果。公证证据保全与诉讼证据保全一样,是围绕证据资格的证据固定活动。诉讼证据保全具有形式证据力推定效果,公证证据保全也应类同适用,与公证的真实性推定规则正好契合。《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指导意见》规定的公证证据保全三类型中,公证机关取证因审查证据三性而具有形式证据力推定效果,应作为狭义的公证证据保全。当事人取证中当事人仅可推定取证过程合法,而作广义的公证证据保全。行为过程之保全仅可推定行为过程的真实性,其已不属证据保全的范畴而应排除在公证证据保全制度外。

“情况说明”的实证分析、证据属性与理性检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未规定情况说明作为八种证据法定形式之一,但是情况说明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大量出现,并成为法院司法裁判中认定的证据种类。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法院认定的情况说明证据进行分析,发现情况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并出现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和非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两种类型,后者伴随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电信诈骗犯罪、涉网新型犯罪、非接触式犯罪等专业犯罪的高发有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说对于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的讨论,已经不能局限于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的正当性问题。情况说明实体性、程序性以及辅助性的多功能特点导致了情况说明的多属性的性质,即情况说明根据不同的类型具备笔录证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书证的属性。通过对情况说明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进行理性检视,可以从情况说明的适用范围、程序要件、法庭调查、类型化规范等多个角度进行规制,并构建非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的证据规则。

大数据证据的刑事诉讼应用机理研究

随着犯罪结构的变迁,大数据证据应用于刑事司法的证明效用愈发显著,成为证据规则转型的契机。大数据证据的认识论强调以数据相关性为核心,以镜像论为证明基点,通过司法真实的事实认知实现大数据侦查路径下案件事实的因果关系证明。但由于大数据证据相关规范仍处于空白,理论与实务对大数据证据的种属定位众说纷纭。基于大数据证据的独特性和证明的法理基础,通过对大数据证据与法定证据种类的对比剖析,明确了大数据证据独立的证据地位。在诉讼应用的语境下,大数据证据以融合性证据方法发挥证明作用,针对大数据证据可能造成控辩“权力—权利”失衡的风险,应当构建对等性权利保障,实现大数据证据的贯通式应用。

论我国刑事证据分类模式的缺陷及其完善

各国刑事诉讼或证据立法中规定的证据种类,是司法人员收集、审查和判断证据的重要依据,也是健全和完备证据规则的重要参照。各国的证据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开放型证据形式、半封闭型证据形式和封闭型证据形式等三种模式,不同模式的证据形式在司法效率和探明案件真相方面存在差异,而不同证据分类模式下对物证、书证、证人证言、侦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主要证据形式及其适用证据规则的异同,对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形式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