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速裁程序积极适用要件问题研究

2018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刑事速裁程序,但其积极适用要件广受诟病,存在刑期条件缺乏证明标准、案件证明标准过高、“认罚”要件内涵范围过大等问题。因此亟须从多方面完善刑事速裁程序积极适用要件,以健全该程序的适用范围。首先,以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规则来合理确定刑期证明标准;其次,构建案件分层区分证明标准与速裁程序证据指引制度;最后,厘清“认罚”要件内涵以扭转程序功能缺位不良趋势。

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据审查判断中的应用研究

刑事证据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司法期待是通过防范冤假错案、规范办案程序实现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有机统一。为实现这一司法期待,我国部分地方法院进行了设定证据指引规则、校验单一证据、综合分析多类证据等司法探索。然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刑事证据审查判断领域仍然面临证据指引规则不能统一证据标准、证据校验流程僵化、证据分析无法实现实质化判断的实践困境。在明确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司法定位的基础上,依据法定证据分类与办案经验逻辑设定阶段化证据指引规则,通过正向划定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范围与反向赋予司法主体证据检验流程选择权,落实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辅助定位。

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据审查判断领域的具体应用探析———以黔南州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为例

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等人工智能技术广泛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正积极推动着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刑事证据审查判断方面,人工智能以证据规则模型为基础充分发挥了证据指引、证据校验和证据分析作用.但依然面临着智能审查证据与法官主体性的冲突、证据规则统一与个案差异的矛盾、人工算法偏见与人力判断的偏差等困境.为确保人工智能更好助力刑事司法,应当对人工智能审查判断证据进行科学定位;在统一证据规则加入弹性设置及限制审查,判断证据具体应用领域.

刑事证据标准指引的缘起、发展与功能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一方对待证事实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但具体到千差万别的个案,对如何把握这个"程度"仍然莫衷一是。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有差异性、层次性、操作性、基础性等特点。在法定证明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运用,从海量案例中提炼出基本证据标准指引,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推动证据标准指引的数据化、具体化,充分发挥其规范、平衡、辅助、公信和效率功能,实现传统经验理性和现代科技理性的统一,就能够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公平正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地。

涉漏罪漏犯文物犯罪案件办理思考

文物是一个民族永恒的记忆,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传承文明。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漏罪漏犯文物犯罪案件过程中,应注重充分发挥提前介入作用,对证据收集中存在的难题,制定相关证据指引,细化证据收集标准,及时调取、查证相关旁证,进一步完善证据体系,实现全链条打击。对于专业性问题可邀请专家,听取其意见,解决文物定名、出土区域认定等专业问题。同时要会同相关单位或者部门,通过以案促治形成文物保护合力。

刑事证据分布理论及其运用

刑事证据法的研究除了对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还应当回到证据问题的原点,即犯罪行为发生后的证据分布问题,这是证据收集、保管、移送、运用等问题的起点。刑事证据分布理论意在阐释不同罪名之下证据分布不一,同一罪名下证据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刑事证据分布受到法律规定、社会环境、技术发展等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应当调整内在和外在条件,改善案件中的证据分布状况,使更多的证据进入刑事诉讼,从而促进理性裁判。刑事裁判文书中对证据种类的记载只是证据分布状况的一种“映射”,而非证据分布的真正体现,对之不应作僵化理解。刑事证据分布理论有助于促进我国证据法学理论的科学化、精细化,为证据收集指引的相关实践提供理论参照,促进类罪证据规则的构建,也有助于促进统一证明标准在不同类罪中的多元化实现。

刑事案件证据收集与审查科学化实训设计研究

证据裁判是现代诉讼的基石,侦查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要围绕证据开展。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培养学生的刑事证据运用能力,公安院校应以刑事诉讼法律、证据分布规律、类罪证据标准指引等为依据,立足刑事案件侦查课的核心内容,开展证据收集与审查实战化教学。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引导学生全面、规范地收集证据,并针对差异化的证明标准科学选择证据分析方法组合,理性、清晰地推断案件事实。

审判中心视野下的律师有效辩护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律师辩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项改革以庭审实质化为重心、以案件繁简分流为配套,辩护律师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协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程序选择,并且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明智性,但简易、速裁程序的大规模适用压缩了律师的辩护空间。值班律师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刑事法律援助在案件范围上的全覆盖,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平等与及时,但律师辩护的有效性则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庭审实质化改革与律师辩护相互促进,在庭审实质化改革中,尤其需要保障辩护律师申请证人出庭的权利、调取新证据的权利以及在必要时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制定基本证据标准指引,有助于强化律师辩护的可预期性,但应防止因司法僵化制约律师辩护的有效性。应注意从提高律师辩护率、加强律师辩护功能和提升律师辩护质量等方面促进律师有效辩护目标的全面实现。

人工智能辅助刑事审判的限度

人工智能只能辅助法官审判,而不是替代法官决策。实务中人工智能的运用已经几乎覆盖刑事诉讼全流程,涉及证据审查、量刑预测等实质性事项。在利用“技术红利”提高审判质效的同时,人工智能运用也确确实实压缩了法官的审判空间。有必要在理论上划定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的“能”与“不能”,为其确立边界。在辅助逻辑上,人工智能是检查校对法官的裁判而不是生成裁判结果本身。在辅助的基本规则上,人工智能是参考性辅助而非规范性辅助。在辅助的具体内容上,人工智能辅助审判主要针对情节简单、标准客观或主观裁量较少的案件,主要适用于庭下环节而非庭审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