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据法定种类问题研究

分析法定证据在分类标准、周延性以及司法适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借鉴域外关于证据的分类模式,尝试在逻辑层面完善我国证据法定种类的划分标准,更好地发挥证据裁判功能,助推庭审实质化的实现。

经济学视野下的证据法定种类之研究

本文从现今几种主要的学术热点出发,分析其证据划分的理论依据,认为保守的证据分类方法是目前较合理的方法。

“辅助说明材料”的证据法定位及法庭运用规则

示意图、实物模型、计算机模拟品等“辅助说明材料”常见于近年的法庭审判之中,这些特殊的诉讼材料对案件事实不具证明力,仅有解释、说明功能。我国学者受美国证据理论影响将此类材料通称为“示意证据”:或是将其与“示意证据”直接等同;或是将其视为“示意证据”的特定种类。但辅助说明功能不等于示意功能,不能将辅助说明材料等于示意材料;此类材料也非证据,冠以“示意证据”之名不符合现行法。应当在我国的证据法体系中赋予辅助说明材料以独立地位,并根据我国法律的特点构建相应的法庭运用规则。

法定证据种类划分之原因分析

法定证据种类在我国证据法体系中历来占有重要位置,我国三大诉讼法都对法定证据种类作出了明文规定。尽管精细程度不同,国外证据制度中也都存在着一定的证据种类划分。证据种类的划分对保证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活动的有序展开提供了技术支撑,从而有利于诉讼程序高效地进行,纠纷及时、公正地解决,这可以认为是证据划分的原因。

证据种类法定化的问题分析及应对

我国法律对证据种类进行了明确规定,属于封闭式的证据立法模式;证据的概念从"事实说"发展到"材料说",证据的法定种类划分细致具体。现行的证据立法缺少兜底条款、证据划分标准不够明确,导致实践中具有证明作用的资料不能被纳入证据范围。证据是证据资料和证据载体的统一,对于证据的概念应采取"资料说"。依据"证据的调查方法"对证据进行种类划分可以促进庭审实质化。

证据种类法定主义的反思与重构

证据种类法定主义是大陆法系法定证据制度的逻辑起点。但由于历史与政治逻辑的时代变迁、程序运行环境的结构性变化和证据法基本原理的深化发展,证据种类法定主义在大陆法系被抛弃,逐渐从法定证据种类限制演变为取证合法性限制。中国的证据种类法定主义的立法表达是一种封闭性的法定证据种类制度,其制度动因在于便利与规范证据的分类审查判断。实践中,我国证据种类法定主义表现为将“取证合法性限制”和“真实可靠性限制”当成了“法定证据种类限制”,存在不能涵盖全部证据形式、不符合现代证据法基本原理、阻碍了法庭认识论功能的实现等问题。未来应在否定证据种类法定主义的基础上,强化法定证据种类规范功能的转向,保持证据分类审查判断的制度优势,从而重构一种半开放式列举的证据实质审查制度,以符合证据法的基本原理和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律。

消防处罚法定证据研究

消防行政处罚构成了消防法上行政制裁的主要内容,主要特性体现在对违法行为人权益的约束和剥夺。规范和明确法定证据的种类和地位是合法行使处罚权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护违法行为人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的重要保障。消防行政处罚过程中应采纳书证、物证等八种证据,除此之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解析及量刑运用

2012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定位为法庭教育和量刑的参考。此种否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证据属性的做法与证据法的基本原理相悖,继而导致实践中报告适用的随意性、适用规则不统一现象继续存在。因此,必须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从报告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来看其属于定罪外的刑事处遇证据,而在证据种类的归属上报告应当是法定八种证据种类之外的新型证据。在刑事审判中,报告应在量刑程序中出示并明确规定报告的量刑证明规则,保证对报告进行充分、有效的量刑辩护,以期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特殊作用。

论法定证据种类概念之无价值

法定证据种类是我国现行证据规则及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这一概念仅仅关注证据本身,无视诉讼证据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从而导致事实认定过程的形式化,以及程序正当性的虚无化。在建构我国证据法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只有把关注点从证据本身转移到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之上,方可创设出切实可行的证据规则。要实现这一转变,在方法论上便须抛弃无用的法定证据种类之概念,引入法定证据方法作为证据调查规则框架的基础。

关于证据种类之思考

证据种类是根据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对证据所作的划分。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及地区看,证据种类的划分主要是以学理讨论的形式出现的,立法往往不对证据种类进行明确的封闭式规定。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据种类作出了明确规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这种证据种类立法体例的弊端不断显现,亟需予以完善。

论被害人陈述的法律地位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同时具备的当事人角色与实质证人角色之间的冲突,是所有当事人证据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不足以否定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的适格性。由于被害人在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并不具备独立的控诉职能,因此相关之角色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构筑封闭式的证据分类体系的情况下,人证及当事人证据在分类逻辑上的要求,决定了被害人陈述不仅是适格的诉讼证据,而且构成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

算法证据的独立:法理反思与制度方案

算法证据主要指通过算法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后所产生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算法证据面临的紧迫难题是其应不应该独立以及应该如何独立的问题。就算法证据的独立问题,目前学界主要存在“相对独立说”“反对独立说”和“完全独立说”等观点,但均存有不足。司法实践中的算法证据可分为基于案内大数据的算法证据和基于案外大数据的算法证据,它们与传统证据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法定证据种类制度虽有缺陷,但其的存在具有现实必要性。考虑到算法证据的复杂性及其规制方案的特殊性,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将算法证据独立为一种新的法定证据类型,与鉴定意见并列,同时由相关部门制定有关算法证据的专门性司法解释,以保障其实质独立。

论专利诉讼开放型科学证据体系的构建

为应对专利诉讼中复杂的专门性问题,我国在庭审实践中引入了专家鉴定人、专家辅助人、技术调查官和专家陪审员等诉讼参与人,以帮助法官理解专门性知识。这一做法旨在回归教育模式,防范专家代替法官裁判的风险。由于我国现行法定证据种类的限制,司法鉴定范围无法涵盖大部分专利专门性问题,现有的科学证据审查规则也难以解决新的专门性证据审查问题。为此,我国需要突破证据种类法定的限制,从封闭性的司法鉴定体系走向开放型的专门性证据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可以分三步进行:首先统一确立专家证人制度;其次实现专利诉讼中科学证据应用模式的统一;最后参考相关国家和地区证据规则,优化我国的科学证据体系。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性质之辨——兼谈建构量刑证据规则的可能路径

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只有适用严格证明的证据才需要符合法定证据形式的要求,而对于需要自由证明的酌定量刑事实其证据并不需要满足法定证据种类的要求。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一种符合关联性要求且用以证明案件酌定量刑事实的材料,应当肯定其量刑证据的属性。同时,酌定量刑证据规则的证明对象应当是量刑事实与量刑请求;证明责任应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标准;对酌定加重量刑事实与酌定减轻量刑事实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会阴部损伤鉴定分析1例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自2014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起到了显著作用。鉴定意见作为诉讼法规定的一种法定证据种类,在侦查、起诉、审判以及民事调解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新标准根据时代的发展,顺应学科发展规律,对于具体条文进行了适当修改,并对损伤程度等级进行了细化区分,从而保证了办案机关对于鉴定意见的采信有了更为具体量化的依据。本文拟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案例对新标准中关于会阴部损伤的相关条款进行分析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