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accommodating explanation)的生产和提炼。

中医临床疗效评价差异化策略的提出——个体化研究方法学元素初探

群体化研究方法能准确、高效地论证干预与疾病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其严格的一致性要求和偏倚控制措施并不符合中医的临床实践特征。多变化、细致的中医临床实践需要采用有效的个体化评价措施,但目前尚无成型的个体研究方法。本研究基于个体化研究方法学元素的探索性调查分析和个体化评价方法学集合的初步构建,提出中医临床疗效评价的差异化策略,即证据生产阶段依靠群体化研究方法,而在证据使用阶段重视个体化评价,目的在于尝试系统化地整合中医临床疗效评价环节,促进中医循证方法学由线性创新发展模式向集成创新模式转变。

走向教育的循证治理

教育的循证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基于严谨、科学的方法形成研究证据,利用证据进行治理。将循证渗透于治理过程之中,可以帮助治理者澄清教育问题、构建备选方案、提高协商效率、有效监控与评估政策实施。但是,我国教育的循证治理仍存在诸多困境,需要从证据生产、证据传播与证据使用方面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