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研究

证据知悉权是被追诉人及其家属知情权的核心内容。我国刑事诉讼中阅卷制度的权利主体是辩护律师,学界对辩护律师阅卷权问题给予了较多研究,而对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问题则关注不够。核心问题有三个:一是无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证据知悉权的实现问题。二是有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问题,即辩护律师能否将阅卷取得的证据材料披露给被追诉人。三是被追诉人家属的证据知悉权问题,即律师能否将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向被追诉人家属披露。这三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争议性,实有从法理上予以探讨的必要。应当在证据知悉权与相关权益进行权衡的基础上,制定解决问题的若干规则。

辩方证据知悉权的法律价值体现

证据知悉权作为辩方的一项重要权利,能够有效地保护辩方的辩护权,实现控辩平衡,有利于达到控辩平等、实现程序公正,体现着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对于庭审迅速顺利进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由于有利于辩方充分收集证据,辩方证据知悉权同时兼具真实发现的功能。

论证据交换制度中的证据知悉权

证据交换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阶段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对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诉讼目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的规定不尽合理,对当事人的证据知悉权未予充分保护:一是体现在该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的法律后果不清晰、不合理;二是该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允许当事人提交新证据,但对新证据定义不清晰。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强化证据失权,设定提交新证据的门槛,赋予超期举证一方证明是新证据的义务,并在法律中对新证据的类型予以明确界定以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证据知悉权。

被告人庭前证据知悉权保障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庭前证据知悉权得到有效保障,庭审的效果才能得以全部发挥,"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才能落到实处。但与保障被告人庭前知悉权有关的程序改革不仅需要考虑我国现有的司法环境,还要考虑被告人庭前知悉权保障背后的价值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视野下被追诉人证据知悉困境及其出路

资讯平等是刑事控辩平等原则的重要内容,而案件相关资讯由证据承载,这要求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应获得充分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有的证据交换机制难以实现充分保障,这影响着被追诉人认罪选择的理性程度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效果.构建独立的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制度是突破被追诉人证据知悉困境的可行路径,可从开示主体、阶段、范围及方式提出制度构建设想.

辩护律师证据知悉权独立化研究——以与控方卷证移送关系为视角

无论是英美"起诉状一本主义"还是意大利"法官卷宗"移送制度,都对辩护律师证据知悉权的实现不起决定性作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证据知悉权因完全依赖于控方卷证移送而受到"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主义"的压制。辩护律师证据知悉权只有摆脱控方卷证移送方式的绝对控制,获得自身的独立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有的辩护律师阅卷制度可以保障有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从而保障其认罪认罚的明智性。但是,对于没有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来说,其认罪认罚的明智性便无从保障。从域外经验看,凡是建立“协商程序”的国家和地区,无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例如美国和日本,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常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以及理论和实务上均承认律师与被追诉人谈论证据,例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以此保障被追诉人认罪前对指控证据的知悉权。开示范围作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关键,当前应特别注意“不一致陈述”、“污点证人”证言、讯问录音录像资料、技侦证据和无罪、罪轻证据的开示。对于没有保障被追诉人证据开示权的,其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无效。由于证据开示设置在审查起诉阶段,缺乏中立裁判者监督、维持开示秩序,因此需要规定控辩双方违反开示义务严密的制裁措施,尤其是赋予法院命令开示的权力。配套措施的完善至少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改革检警关系,实现检察官对警察的指挥;二是加强对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和被害人的保护;三是加强法院对控辩双方违反开示规则的审查,以更好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明智性。

略论被告人证据知悉权的保障

保障被告人证据知悉权,是落实人权司法保障目的、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保证庭审作用发挥的重要前提,也是增强法官办案责任、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从制度设计到具体操作均未充分重视被告人证据知悉权的保障,主要表现为被告人证据知悉权范围狭窄、权利行使间接、内容存在空白、权利实现迟延等等。加强被告人证据知悉权保障的现实条件已经趋于成熟,一些阻碍因素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予以化解,庭前会议制度为保障被告人证据知悉权提供了佐证,域外国家相关规定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为此,加强被告人证据知悉权保障,要在法官内心树立人权保障理念的基础上,从具体制度设计上加以优化完善。

美国纽约州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改革——兼论认罪认罚前的证据知悉

为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认罪认罚前的证据知悉问题正为我国所关注。无独有偶,以辩诉交易普遍适用、错误定罪大量披露为背景,美国对认罪答辩前的证据开示问题也进行了持续性反思。近年来,美国各州陆续进行了大幅度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改革,由“封闭卷宗模式”逐步向“开放卷宗模式”转型,其中以纽约州2019年4月1日通过的《证据开示司法改革法案》最具代表性。以“早期及全面证据开示”理念为指导,纽约州立法确立了全面的主动开示、分阶段的早期开示、认罪答辩的特别开示,并设置了保护令程序等配套机制,这为我国构建认罪认罚前的证据开示制度提供了饶有价值的借鉴样本。

认罪认罚案件证据开示之本土化路径探究

在我国现有控辩双方审前信息交换机制下,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保障不足,进而影响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认罪认罚案件设立证据开示的正当性在于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促进控辩双方实质协商,形成精准的量刑建议;设立证据开示的必要性在于阅卷制度和庭前会议无法确保控辩双方对于证据的全面沟通。在此背景下,应当积极探索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据开示的本土化路径探究,实现检察机关的程序主导,确保被追诉人自愿、真实认罪认罚。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与阅卷制度比较研究——兼谈我国阅卷制度的构建

在两大法系国家,虽然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但都设立相应的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情权。在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采用证据开示制度来实现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而在职权主义诉讼中则存在广泛的阅卷制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强化了控辩双方庭审过程中的对抗性,然而在我国未完全建立起当事人主义的情况下,不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而是应借鉴当事人主义证据开示制度的合理成分,建立并完善阅卷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