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疑不诉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问题及其解法——基于S省L市检察机关2019—2023年相关实践的调研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规定其为侦诉审各诉讼阶段的证明标准。该标准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问题是关系诉与不诉的关键性问题,但目前对于该阶段的存疑不起诉案件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研究尚存空白。通过全国检察机关业务办案系统查询,S省L市检察机关在2019—2023年期间办理的存疑不诉案件共计49件。该样本案件的办理情况显示,一些检察官未恰当适用甚至滥用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且据此形成的法律文书也不尽规范。因此,建议采取制定司法解释、明确“合理怀疑”成立条件等六个具体措施予以改进。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一方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要达到的真实程度,它有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之分。与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中的"内心确信无疑"不同,中国法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近年来对这一证明标准作出了较为精细的解释,并将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这一证明标准中来。对普通案件以及死刑案件中所要适用的证明标准作出适当的解读,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排除合理怀疑”在中国的理解

新刑诉法引入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用来解释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但是对这一举措,学理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刑事证明标准本身的认识存在差异。因此,文章将从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深入研究出发,比较"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解读"排除合理怀疑"引入的意图及其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影响。

“排除合理怀疑”之理解与适用

"排除合理怀疑"是我国"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在主观方面的解释与要求,有助于弥补传统证明标准抽象化与客观化的缺陷,实现从客观与主观的双重维度对刑事证明标准作出规范。正确理解"排除合理怀疑"需要对其具体内涵、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一致性及其独特的价值追求予以充分的认识。"排除合理怀疑"不应孤立适用,应深入把握"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对象与范围。

论诉讼证明标准的二元制

本文对我国法学界现存的一元制诉讼证明标准理论提出质疑。文章在介绍了美英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多元证明标准之后，分析了我国三大诉讼法有关证明要求的规定，同时剖析了一元制证明标准的理论依据。文章详细论述了我国建立二元乃至多元诉讼证明标准的事实基础及理论依据，指出在我国不同性质的诉讼中。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的正确理解与把握是防止认罪认罚案件发生冤错案件的重要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从定罪要求来说不仅要求制定科学的、反映诉讼客观规律的证明标准,而且要求在实践中坚守法定的证明标准。法律界对认罪认罚案件应适用何种证明标准存在较大分歧,形成了证明标准降低说与证明标准同等说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认罪认罚促使程序的推进方式发生了变化,但这并非降低证明标准。基于职权主义的诉讼价值追求,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坚持法定证明标准,而不能因为庭审程序简化而降低。这是确保认罪认罚符合客观真相的关键所在,也是证明标准一元化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与简易程序及速裁程序证明标准相协调的体现。

论庭审实质化视角下定罪证明标准的适用

庭审实质化不仅要求庭审程序实质化,而且要求定罪实质化。定罪实质化的核心要义在于确立符合客观规律的定罪证明标准并予以严格遵守。我国立法上定罪证明标准历来注重对案件的证明要达到事实明白无疑的地步,经历了从"众证明白、确凿无疑"标准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演变过程。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达不到定罪证明标准的情况下作出无罪判决并不多见。为了实现定罪实质化,发挥定罪证明标准对定案质量的把关作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定罪证明标准作细化解读;坚守定罪证明标准,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强化判决说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