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我国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了界定,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丰富了证明标准的内涵,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不同法系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和梳理,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正确把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并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案件多层次证据与证明标准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证据确实充分等于排除合理怀疑吗?

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面对证据短缺问题时如何认定事实的路径差异。司法认识论哲学、事实认定结论权威性的来源与保障、事实认定权力的分配模式以及有罪证据的制度性供给能力等差异是导致二者采取不同路径的主要因素。在证据短缺的时候,优先选择增加证据份量更加符合诉讼制度的求真目标,但只能要求达到一种相对合理的程度。否则,此路径不仅可能提高违法取证风险和误判风险,而且可能诱发不负责任的判决。学界关于两种标准具有同一性或高低性的观点混淆了证据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的性质、功能和规范路径。需要重新理解证据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意义,以使它们前后相继地完成降低错案风险和合理分配剩余风险的任务。

论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标准

证明犯罪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证据,不同类型的国家、不同形式的诉讼制度、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要求。在欧洲及其它一些国家,古代奴隶制时期实行告诉式诉讼程序,主要确立原始的神示证据制度,其证明犯罪很大程度上靠"神明"裁判。封建制时期,实行控诉式诉讼程序,主要确立形式证据制度,法律不是从证据的实质出发。

排除合理怀疑不等于证据确实充分

一、基本案情2014年9月3日22点许,被害人杨某在T市兰桂坊酒吧的舞池跳舞时因琐事与犯罪嫌疑人吕某发生纠纷口角,随后犯罪嫌疑人吕某结伙犯罪嫌疑人孙某与被害人杨某发生打斗。事后,发现被害人杨某的胸口被刺伤(法医鉴定认为系刀刺伤)。经鉴定,被害人杨某的伤势构成重伤二级。两位犯罪嫌疑人归案之后,均否认自已当时携带刀具,也没有利用刀具刺伤被害人。目前,根据被害人杨某自己的陈述、在场证人证言。

论证据确实充分的判断与认定

刑事和行政两大诉讼法对何为"证据确凿充分"问题未作规范性的界定,因而证据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正确把握证据问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证据原理。本文根据证据学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就此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法典化视角下刑事证明标准条款的完善

偏重哲学话语的理论争议无益于解决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在法典化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厘清刑事证明标准条款自身的逻辑性和层次性,进而对现有法律文本的表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改,明确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标准,明确证据查证属实的法定义务,确立定罪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序规则,以实现发现案件真相和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之间的价值平衡,最终实现刑事证明标准在程序规范下的合理适用。

刑事证据印证模式下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胡某职务侵占抗诉案为视角

刑事证据的相互印证作为收集、审查、核实、认定证据从而指控、证明犯罪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但在具体刑事案件中,相互印证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排除合理怀疑,缺乏明确、统一的规范认定标准,司法人员自由裁量且做法也不尽统一,导致在证据条件相似情况下,作出不同的刑事判决。为此,应当明确刑事证据印证的标准,从而有效排除合理怀疑,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瑕疵证据与“排除合理怀疑”之关系初探

瑕疵证据应作扩大性理解,有关取证主体、程序、方式等任一方面违反法律规定,情节轻微可予补救的,都应属瑕疵证据之列。它性质属于证据法事实。瑕疵证据跟非法证据应在合法性证明中适用统一标准。合法性证明应适用最高之证明标准。当"排除合理怀疑"被间接引入我国刑诉法后,被赋予了中国意义,是"证据确实、充分"之主观、前提判断标准。

论再审证据

（一）为了维护判决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任何判决一经确定不得再行提起诉讼，这就是法学理论上的“一事不再审理的原则”。但是，如果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若不及时纠正加以改判，就违反了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为了稳妥地解决这一问题，世界各国的法律...

存疑不诉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问题及其解法——基于S省L市检察机关2019—2023年相关实践的调研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规定其为侦诉审各诉讼阶段的证明标准。该标准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问题是关系诉与不诉的关键性问题,但目前对于该阶段的存疑不起诉案件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研究尚存空白。通过全国检察机关业务办案系统查询,S省L市检察机关在2019—2023年期间办理的存疑不诉案件共计49件。该样本案件的办理情况显示,一些检察官未恰当适用甚至滥用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且据此形成的法律文书也不尽规范。因此,建议采取制定司法解释、明确“合理怀疑”成立条件等六个具体措施予以改进。

“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问题

文章以“合理怀疑”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收集2012年-2021年4751份裁判文书,发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中国适用率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与“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运用缺乏阶层性,法官对“排除合理怀疑”理解、适用的随意性较大,适用缺乏实质化。在此基础上分析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以下建议:“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运用应当分两步走,体现阶层性;加强法官裁判的独立性保障,对司法责任制进行更加科学的构建;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确切含义、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等进行适当解释;坚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建立专家陪审制度。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理论模型及支撑责任认定的新型调查工具概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机动车驾驶人数量持续增长,居民出行需求迅速增加,道路交通事故多发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责任划分公正、程序合法,特别是事故的责任认定结果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是否承担责任、责任性质及承担责任的大小,因此,科学公正地确定事故当事人责任十分重要。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运用——合理定位及实践意义探讨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采用何种证明标准,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意见。从目前实践来看,已经出现了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呼声和做法。本文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英美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以及对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情况的实践考察,揭示了两种证明标准在功能实现上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一种辅助性证明标准的观点,并阐释了其实践意义。

法治中国战略下的地方法治建设探索——以江西司法体制改革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法治作为一项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为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可行依据。相对于国家层面的法治建设而言,地方法治建设是一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和状态,也是法治中国的进一步细化和延伸。江西作为第三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已逐步开展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试点工作。基于对试点进展和试点工作的分析,提出通过司法改革推进地方法治建设的设想和建议,从而顺利实现地方法治建设的目标。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

新刑事诉讼法移植了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将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组成部分。然而,"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仍然以"融贯论"作为"真实"的标准,有未肃清的客观真实情结。融贯只是案件事实"真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在真理观和价值观方面大异其趣。我国证明标准应从"融贯论"标准向"真"之信念观、从价值中立向道德责任、从实证主义向社会构建论转变。

认罪认罚从宽与自由证明

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正在全国18个试点城市稳步推进,试点试验的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普遍认为证明的标准不能降低,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最近我到一个试点调研,实务界的同志提出,标准不降,一律采用严格证明的模式和方法,诉讼效率难以提高,案多人少的矛盾仍然解决不了。公诉界的同志反映,法院庭审程序简化了,但证据审查证明过程前置,公诉审查要严格把关,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一方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要达到的真实程度,它有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之分。与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中的"内心确信无疑"不同,中国法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近年来对这一证明标准作出了较为精细的解释,并将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这一证明标准中来。对普通案件以及死刑案件中所要适用的证明标准作出适当的解读,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一沙一世界——有关冤案的若干随想

谁的声音能抵达秋之子夜长久喧响掩盖我们横陈于地上的骸骨——秋已来临没有丝毫的宽恕和温情:秋已来临——海子《秋(外三首)》东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给“冤”字下了个定义:“无过而受罪,世谓之冤。”谈及冤案,在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那句“无法避免”——以此句始或以此句终。这确是事实,可每次提及,似乎总是心有不甘。尤其当我们阅读了诸如杜培武案、李化伟案、佘祥林案等等“中国式冤案”之后就更是如此:即便是在现有条件下,这许多悲剧的绝大部分也本都可以避免。而与所谓法律制度的漏洞、科技装备的落后大抵无关。在现有更多情况下,“无法避免”之类只不过是我们推脱责任的障眼法而已。于是有了若干想法,拿出一晒。随想之一:证而无据的证据“证而无据”,这是笔者在翻阅了若干冤案记录之后发明的一个名词。只能根据证据定案,这其中包括了在证据确实充分情况下的有罪判决以及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情况下的无罪释放——这本是通识性的规则。但是在琳琅满目的各个冤案的背后,我们会发现,据以定案的所谓证据,似乎并不是我们心目中证据的模样。判决采其为证,然实无所据,谓之“证而无据”。佘祥林与某女子的特殊关系、杜培武一案中两位死者分别是其妻子和同学、李化伟身上的血迹,甚至通过秘密调查获悉陈国清“近来情绪反常,郁闷不乐”——都可以成为案情重大突破的线索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这确实够让人“郁闷”的了。也就是说,诸如证据和证据线索的混用,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不分,一直到把屈打成招的口供当做最终定案的依据,冤案中“证而无据”的证据,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一沙一世界对此,法国大律师勒内·弗洛里奥在《错案》一书中有过精彩的描述:“被告强调自己无可非议的过去是徒劳的。……如果是年轻的男人,人们就会认为他性欲旺盛;如果他年纪大些,人们就要说他是老色鬼。如果他是个色情狂,人们一定会说他因为放荡而去找那些未成年的女孩子;而如果相反,他本来是寡欲的,人们又会认为他对性欲的抑制是他犯罪的根源。”是这样的逻辑:因为产生了纠纷,所以必须发现事实真相——虽然这个事实真相是不是就是真正的事实真相很难说清楚,但有了总比没有好。而发现事实真相的手段之中最为快捷、便利、直接的莫过于被怀疑对象自己老实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