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证据范围的确定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确定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全面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司法解释向具体规定过渡,再由基本法律进行确定的过程,即具体范围包括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以及通过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从司法实践来观察,现有法律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范围与程序研究

在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进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可谓是里程碑式的进步,从学者的提议到立法机关的立法,期间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很多问题,如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哪些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该如何安排等问题都有待明确和细化,非法证据的概念和类型等,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准确应用。

火灾事故调查中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火灾事故调查是法律赋予消防救援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主要任务是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当前,随着人们法律意识与维权意识的不断加强,使得火灾当事人对消防救援机构所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结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否定,直接导致由火灾事故调查引发的诉讼案件日渐增多。本文主要分析火灾事故调查中证据的收集范围,并进一步阐述火灾事故调查中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希望可以为相关人士提供帮助。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刑事诉讼法证据研究

我国目前关于口供补强证据的规定十分笼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实现该规则所预设的价值内涵。本文在研讨国内外的立法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公正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对口供补强证据的范围、证明程度以及资格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口供补强证据制度的完善。

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论纲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受法制文化、诉讼体制、诉讼观念等运行环境影响,审判实践中存有诸多不完善,还需要从证据交换的案件适用范围、证据交换的司法主体、审判人员地位的确立等方面加以完善。

从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看我国刑事诉讼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在对抗制刑事诉讼制度下 ,为使控辩双方庭前作好充分的控辩准备 ,保证庭审的公平运行而设计的一项证据交换制度。本文在考察了部分国家有关立法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现有规定 ,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展示制度的构想。

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不足与修改建议

联系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分析了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存在的不足,对法律进一步明确证据开示主体、证据开示义务、证据开示范围等,提出了建议。

论检察人员证据展示制度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引入了英美对抗制的起诉书一本主义 ,大大缩小了检察官向法庭移送案卷的范围 ,使得辩护方无法获得对检察官掌握的证据进行全面查阅的机会 ,由于未能确立相应的配套制度———证据展示制度 ,于是出现了种种实际效果上的缺陷 ,使设计者的美好构想不能够兑现于制度运行的实际。本文在对英美的证据展示制度作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对我国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 ,并提出了有关的设想。

各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一般认为，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诉讼的产物，然而随着其特有的诉讼价值——不仅蕴含了真实发现、人权保障、公正与效率等基本价值理念，而且能够在真实发现与辩护权保障、公正与效率之间实现兼顾与平衡——被两大法系诸多国家逐渐认识到。

从比较法的角度论完善证据收集的程序保障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基石,而证据的收集在证据制度中举足轻重。我国现行的证据收集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证据收集制度方面的长处对于我国证据制度的完善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我们在借鉴大陆和英美法系有关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同我国具体的国情相适应,与证据收集制度内部的各因素相协调以及外部的司法制度等相契合。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在刑事案件中,由于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所以证据就是案件的关键,同时必须要确保证据的合法性。证据排除的规定虽已形成一定规模,但若是连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都不能启动,那么这一切的规定都会成为一纸空文。文章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就"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狭窄""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困难"以及"非法证据排除救济机制缺失"三个方面提出立法建议,以期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优化尽一份绵力。

我国逮捕措施中的证明问题研究

逮捕措施的证据范围不仅包括证据要件,而且还包括罪责要件和社会危险性要件。逮捕措施的证明标准是证明逮捕措施必须达到的真实程度,是刑事司法实践所认可的以证据为基础来衡量逮捕措施施用与否的准则,也是在证明理想作用下的现实证明追求。逮捕措施的证明应当达到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在以卷宗材料为中心的行政化书面审查过程中,逮捕措施的证明过程其实是流于形式的。逮捕措施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基本上依赖于案件承办人的内心判断,这种内心判断往往取决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需要以及追诉犯罪的职责要求。

涉外民事诉讼中域外证据的范围和法律适用

域外证据是涉外民事诉讼中特有的证据形式,对域外证据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正是由于域外证据的存在, 涉外商事审判中的证据问题呈现出与非涉外商事审判中证据问题的些许不同,需要从证据的范围和法律适用进一步明确。

论大数据证据

大数据用作证据的理论基础(一)大腿用作雖的价值论当下,依靠大数据证明案件事实已经成为一种客观需要。这首先是因为案件专业化、巨型化演变态势所决定的。在越来越专业、复杂的案件中,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也必然趋于专业化和复杂化。其次,这符合降低司法证明难度的导向。证据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证据短缺是人类司法的永恒规律。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找有效化解证明难题的方法,其中包括对新型证明方法的探索与推广。若能直接从扩充证据范围的角度进行制度建设,即引人大数据以证明案情,将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最后,大数据用作证据具有独到的价值。每一份具体的传统证据反映的是案件中具体的人、事、物、时、空等信息;与之不同的是,大数据反映的是案件整体或作为其很大一部分的人、事、物、时、空等信息。这一差异在涉众型犯罪案件中尤为明显。调研发现,涉众型犯罪案件中难以通过传统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都有可能通过大数据材料找到便捷的解题之策。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的理性构建

任何法律制度的提出都是为司法实践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笔者认为，应当在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理性地构建中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证据移送制度研究——兼驳起诉书一本主义

对我国证据移送制度的认识及改革,不仅是诉讼法学领域的问题,还必须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文化及证据移送制度之运作实践。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决定我们不适合采用起诉书一本主义,而是应该立足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移送制度进行修改、完善。

口供补强法则的基础与构成

口供补强法则是刑事诉讼中关于口供运用的一项重要规则 ,其设立具有哲学上和诉讼上的双重基础。口供补强规则应当包含被补强的口供范围、补强证据范围以及补强程度三项构成要件。从比较的角度 。

浅议行政诉讼举证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其中关于举证制度的一些规定，由于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缺陷，很容易使人对法律条文产生歧义和误解，以致于在很多情况下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不能真正实现。本文拟就行...

法院调查令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当前各地法院试行的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普遍存在法律依据缺失、适用阶段不明、调查对象范围过窄、缺乏制裁措施等问题。完善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有利于落实证明责任制度,确保法院中立地位,缓解法官办案压力,提升诉讼效率。构建我国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需要解决调查令法律属性、持有人身份、调查令适用阶段、调取证据范围与形式等诸多问题。为此,应通过立法实现调查令制度法定化。

审判中心视野下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问题研究

在我国,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解读立足于证人不可或缺性、不可替代性的关键证人标准。这一标准的适用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弊端:违背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则,使得证人出庭作证成为例外;扩张了法官的裁量权,使得证人出庭作证变得更为困难;违背了证据申请中的预断禁止原则,使得庭审依赖案卷笔录,造成了庭审虚化;也不利于被告人防御权的保障。我国在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立法和解读中存在认识误区。实际上,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包括证人到场和到场证人出席法庭作证两个方面的问题,受到证据调查范围(包括在场证据的调查范围)规则、严格证明/自由证明法则以及直接原则及其例外的规范。我国在判断证人是否有出庭作证的必要性时,应当参照这些理论原则,坚持科学的判断逻辑,合理界定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