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据裁判主义与我国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

证据裁判主义与证明模式、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的发达与否存在很大关系。在当今时代 ,一国要完善诉讼证据制度 。

证据裁判主义视阈下的情态证据规范与运用——以我国审判中心主义改革为分析视角

情态证据指的是在庭审时,被告人或证人的面部、声音或身体等各部分及其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情态证据是对人类本能和心理的一种司法运用,是基于人的情绪发生变化时由植物神经系统作用而引起动作或生理变化的原理。可以通过合理压力刺激被告人或证人等的记忆和心理,激发其情态。司法人员则基于对被告人、证人或案件的了解,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判断情态所蕴含信息。情态证据运用的规范性要求明确情态证据的证据种类,收集、提供主体,审查判断和运用程序。情态证据运用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强化庭审法官和陪审员的裁判权,限制审判委员会的裁判权,规范庭下阅卷,强调庭审展开唯一性。情态证据运用的中心环节是,质证对象应为原始性证据,质证程序应该完整充分,质证控制应当迅速有力。

证据裁判主义的功能分析

证据裁判主义主张的以证据为依据是指法官必须将判决理由予以公开宣示,即所谓公开法官心证过程。其功能之一是弥补自由心证之天然缺陷,通过公开法官心证过程来实现社会对法官裁判的监视;其功能之二是用证据的可采性检验证据的可出示性。给我们的启示,一是证据裁判主义使逻辑规则由实体正义转变为程序正义,具有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价值;二是证据裁判主义彰显了证据规则的本质。我国除了诉讼法或证据法宜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和证据裁判原则外,对狭义上证据规则的规定宜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至少一是应强调法官自由裁量原则;二是强调当事人自治原则。

论证据裁判主义的法理基础——兼谈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支撑

证据裁判主义作为西方国家反专制在刑事诉讼领域胜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以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被追诉者有免于不当追诉与惩罚的自由、以诉审分离的理念与原则为法理基础的,其价值在于在司法证明中对追诉权予以制约,对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予以保障。我国证据立法应该确立证据裁判主义,但是其理论支撑不应该是西方自由主义,而应是与我国当下思想观念相吻合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证据裁判主义的演进——谈证据制度中的一个有益概念

一概念被从事物的属性中抽象出来。为的是有可能通过它对事物作进一步的判断、推理和论证。证据裁判主义,当为现代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应有之义。然而,正由于它的顺理成章,反却长期遭受法学界的漠视。笔者理想中的证据裁判主义,有无限延伸的丰富内涵,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铺陈,它与法治思想的精髓不谋而合。简而言之,这一命题中所可以揭示出来的程序的特性,我以为,也是富于教益的。证据裁判主义一词,得拆析出两个必要的相关术语,作解释。一,什么是证据裁判主义中的证据。二,什么是证据裁判主义中的裁判。首先,虽然证据裁判表现为事实认定和规范认定的过程,但实际上,它既不单纯取决于事实,也不单纯取决于规范。证据裁判的对立物是恣意,因而证据规则才是它的灵魂。

法律论证与证据裁判主义的边界

司法裁判是非由法律确定之决定,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对法律论证有着不同的要求。证据裁判主义应当在能够抑制法官裁判恣意的同时发挥法官合理程度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确保法官裁判说理的“正确性”。法律论证的“实质正确性”标准应当包括逻辑结构与规则取向、论证合意性标准以及论证的后果考量。证据裁判主义有发挥作用的边界,证据能力制度是基本前提。证据裁判主义的内涵具有相对性,它并不排斥法律论证的结果考量,司法认知与免证事项也是证据裁判主义应当包括的内容。

论证据裁判主义与错案预防——基于16起刑事错案的分析

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既不是现场表演，也不是科学发现。因为，刑事案件的亲历者只能是被告人、被害人与目击证人，事实裁判者则是案件的非亲历者，而刑事诉讼过程也不可能像科学发现那样穷尽所有的期限、条件和手段。这就决定了刑事司法中不可能彻底消灭错案，而只能尽可能将刑事错案的发生降到最低程度。

“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证据裁判主义审视

在证据裁判主义的审视下,公诉人和审判人员对被告人"拒不认罪"表述的"从重处罚"之量刑意见,存在着两个"证据裁判悖论":一是它限制、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利,二是它紊乱了公诉人、审判人员在证据裁判程序的角色;同时,对于被告人"拒不认罪"的各种情形,公诉人和法官皆有相应的控诉证据和裁判证据模式,即"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和(零口供)"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两种(控诉或裁判)证据模式。对被告人"拒不认罪"进行"从重处罚"是不应当的,也没有必要。

证据裁判主义的司法适用研究——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贯彻落实了党的十八大做出的战略部署，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总框架和路线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该（缺定》在“推进严格司法”章节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回决定性作用”，明确将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作为推进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证据裁判主义看检察官办案责任

现代诉讼中，裁判必须建立在诉讼证据的基础之上，这一观念早已成为法官审判的诉讼原则，称“证据裁判主义”。’检察机关的各项刑事检察工作，也集成了不同程度的证据收集、运用以及审查判断等内容，特别是审查起诉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证据进行“裁判”的属性，这就决定着检察官办案同样要遵循证据裁判主义的约束。

民事证据收集权分配问题之思考——以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为视角

受证据裁判主义的影响,证据的质和量会对诉讼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同诉讼价值观下,民事证据收集制度存在较大差别。对案件实体正义的过分追求会导致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法院职权作用过强,损及其中立地位,从而影响到程序本身的公正。而过分追求程序正义,排除法官介入证据收集,则可能会损及案件真实的发现,从而影响实体正义的实现。在对民事证据收集权进行分配和规范时,应充分考虑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合理分配不同民事证据收集主体的取证权限和范围,使得民事证据收集权的分配能体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

论专家证据的性质与地位

专家证据的主客观统一性、事实针对性和证明相对性的特点,决定了专家证据具有证据资料、证据方法的性质。由于诉讼的过程就是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现代诉讼中,一切事实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这一观念早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裁判原则"或者"证据裁判主义"的诉讼原则。法官通过借助专家发表意见来协助其认定案件事实,专家证据就成为作为证据材料引入到诉讼中的必然,并且具有查明案件事实,解读其他证据,鉴别和认定其他证据的诉讼功能。

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研究——德国、日本的判例、学说之考察及其启示

在民事诉讼中,依自由心证主义之本旨,受诉法院必须在斟酌证据调查的结果以及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的基础上认定案件事实。作为适法地呈现于言词辩论中的证据调查的结果以外的诉讼资料,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不仅能补充证据调查,而且能单独作为受诉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不仅合乎民事诉讼中法官心证形成的实际,也契合民事诉讼中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之规律。为防止法官恣意地进行事实认定并担保事实认定之客观性,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单独作为事实认定的根据应以辅助事实及不重要的间接事实为限。受诉法院依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认定案件事实时,虽无须在裁判理由中对此予以具体的说示,但至少应能从诉讼记录中明了言词辩论的全部意在本案中乃何所指。

论心证的合理性及其保障

证据裁判主义作为一种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 ,是人类在诉讼中追求真理时的一种虽非尽善尽美但却符合理性的选择。相对于人类诉讼史上的其他认证方式而言 ,依法官的心证来评判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虽然存在着内在的缺陷 ,但又是最理想的一种认证方式。因此 ,承认法官的心证只是承认了一个事实 ,同时也承认了法官的心证只有在一系列配套机制的保障下 ,才能实现其合理性和科学性。

理念嬗变下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只是迈出了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在程序正义理念、恢复性司法观念和证据裁判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下，刑事诉讼制度在最近的十几年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并积蓄了进一步改革的动能。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将朝着公正、民主、文明的方向继续前行。

论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

人证制度是清末民初时期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同传统的人证制度相比 ,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出现这样一些变化 :证人不再是依法可以拷讯的对象 ;证人若具备特殊情形 ,其拒绝作证完全是一种权利 ,而非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证人若具备特殊职业身份亦可以免予作证 ;证人依法享有一定的物质补偿权 ;对证人伪证行为的打击不再限于众证定罪案件中的作伪行为 ,并且应以证人被告知伪证的后果为前提。

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思考

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的最基本问题 ,也是当前我国证据法学领域研讨十分热烈的问题。这场学术论战的中心在于诉讼证明活动中应当坚持“客观真实”标准 ,还是应当坚持“法律真实”标准 ;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比较而言 ,“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在理论上更具严密性 ,在实践中更具优越性 ,在体系上更具包容性。融合“客观真实”说合理内核后的“法律真实”标准 ,应当成为整个诉讼证明活动的统帅。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新论

目前诉讼法学界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一般理解，缺乏对二者内在联系的揭示、忽视了诉讼法上的事实和法律在确定案件事实时所起的实质性作用、与某些具体法律条文相矛盾．因而实践中和理论上产生了一些问题。本文认为，“以法律为准绳”在整个原则中处于核心地位，法律不仅是在查明事实基础上处理案件的标准，也是确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在“以法律为准绳”的制约下，“以事实为根据”在发现“客观真相”方面成为一种非绝对的要求，一般应以证据为基础发现“容观真相”，特殊情况则以符合法律的具体要求为已足。如此理解这一原则，在整个社会文明的背景下，从实现较好的法律秩序的高度看，是具有合理性的．

初论刑事诉讼证据裁判规则

证据裁判规则，又称证据裁判主义。作为现代证据法学和诉讼法学中基本的法律原则，其闪烁着人性和科学的光芒。2010年最高法院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法正式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裁判规则，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尤其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定。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保障公民人身权，